在人们的印象中，党支部书记只是一个传达上级精神，关心群众生活，布置一些具体工作的角色，在这样的岗位上，似乎很难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或载入史册的光辉。但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曾有过的一段辉煌的历史却与这样一位党支部书记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当时在管弦系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具有中国风格管弦作品，如：《二泉映月》《梆子风》等小提琴独奏弦乐队伴奏的乐曲,以及小提琴齐奏《四季调》《山区公路通了车》《姐妹歌》，大提琴独奏曲《田野》，小型合奏《江南好》等。这些乐曲传遍了全国各地，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当时管弦系的演奏人才济济一堂：小提琴有郑石生，圆号有韩铣光，长笛有谭蜜子，钢琴伴奏有朱雅青等。1960年上海女子弦乐四重奏在国际首次获奖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从管弦系还走出了好几位作曲家，如何占豪，屠巴海，阿克俭等。特别是由党支部组织力量创作的日后传遍国内外享誉世界的著名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这个既出作品，又出人才的上音管弦系有一位未被人们熟悉的重要人物，他就是担任管弦系党支部书记长达二十多年的刘品教授。

没有刘品，就不会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回顾《梁祝》的产生过程，如果没有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刘品，就不可能有《梁祝》的诞生。那是在1958年，周恩来总理号召音乐要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在刘品安排下管弦系每学期都要举办新作品试奏音乐会，管弦系的学生们拿起了笔为自己所熟悉的乐器写下具有民族风格的乐曲，从越剧团来进修的何占豪用越剧曲调写了一首弦乐四重奏，正好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来上音，听过后说：“西洋乐器演奏中国的戏曲音乐，这是一条很好的路子。”刘品找到何占豪，向他传达了领导的意见，还让熟悉戏曲音乐的何占豪带领我们几个从小学西洋音乐的大学一年级学生边学习民族民间音乐边搞创作，要在小提琴民族化上做一番实验，于是便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到了58年年底，学校组织学生进行边演出，边采风，边学习，边创作，边劳动，边生活的《六边》活动，我们所在的浙江队目的地是慰问温州附近的部队，那时到温州要乘坐海船两天才能到达，在船上实验小组开会讨论明年向国庆献礼的节目，有的说写一首《大炼钢铁》，也有人建议写《全民皆兵》，何占豪大概想起了领导关于戏曲音乐路子，就说，也许可以写一首《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小提琴协奏曲。开完会何占豪代表小组给党委写了信，报上了这三首的“创作计划”。几天后刘品赶到温州，说党委同意让我们写《梁祝》，他就是来落实《梁祝》的创作的，面对真要创作一部献礼的大型作品，我们这些从未学过作曲的学生不免慌张，何占豪也开始打退堂鼓。而刘品却用了一晚上的工夫听何哼唱各种越剧的曲调，还和他讨论哪个曲调适合哪种音乐形象什么的。第二天留下了一张鼓励何一定要完成任务的便条和一堆橘子就匆匆走了。从这天起，何占豪整天痴迷地扑捉灵感，茶饭不思地沉浸在如何把越剧的人声唱腔化为小提琴的旋律，他拉着我一起写主题，谈结构。到59年初，我们自己觉得协奏曲似乎有了一点眉目，刘品却认为不行，他说真要写成一部大型的作品还一定要争取专家的帮助，你回去和你父亲说说，能不能让他指导，最好也能找一位学作曲的学生参加。因为陈钢当时是唯一和我们一起参加去浙江的“六边”活动的作曲系学生，他又是我父亲的学生，我和何占豪就建议找陈钢。后来在党委书记孟波的支持下，确定了由我父亲丁善德每周给何占豪、陈钢两人上课，来保证《梁祝》的创作。刘品还动员了小提琴的老教师们关心和选拔演奏人才，将民族演奏手法运用到小提琴上的具体技术总结写成理论文章。当时管弦系的同学们也都热情投入《梁祝》的排练，何占豪每写出一段就来征求意见，乐队的各个声部都积极提建议帮着配器、抄谱改谱。我虽然后来没有再参加《梁祝》的具体的创作，但组织排练担任乐队首席，“为小提琴民族化作贡献”，让我们这群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建立起事业的奋斗目标的正是这位支部书记刘品。刘品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策划人，也是《梁祝》团队协作的主要领导人。

发现人才，培养青年教师队伍，刘品是上音管弦系团队的带头人

　　刘品的专业是长笛，我们认识刘品是在1956年，那时我们还是附中的学生，大学排乐队人不够，就让我们也参加。苏联指挥家迪里基也夫带领乐队到南京演出，其中就有巴赫的长笛组曲，担任长笛独奏的是部队来进修的刘品（后来还录制了唱片）。他有着很高的专业审视眼光，同时担任管弦系支部书记的刘品又是一位具有先进的教学理念的领导，对以要求培养演奏表演艺术人才的管弦系，刘品的思想是具有前瞻性的。

　　有人说，“一个人年轻时受到一些鼓励，将会影响他的一生。”我很幸运能遇上这样一位鼓励年轻人的支部书记。58年初的一天晚上，我在练琴，由于我手条件不好，经常坏手，很是苦闷，何占豪推进门来拉给我听瞎子阿炳的二胡曲《二泉映月》，问我好不好听？我说太好听了。他就说：“你今晚不要回去了，把它改编成乐队伴奏的小提琴曲，把谱抄好，明天一早同学们来排练。”我问他：“为什么要我弄？”“因为你父亲是作曲家。”后来我才知道是刘品让他来找我的，作为一个学小提琴的学生我也不会知道自己还能在其他方面有所作为，就这样我开始了业余的创作，后来也为小提琴、四重奏、弦乐合奏等写了不少作品。到了1975年我又一次手坏从“样板团”回到了学校。一天，刘品找我谈话说：“工农兵学员要求排乐队热情很高，而我们的指挥老师都去了“样板团”，这次演出就由你指挥。”“为什么？”“因为你能读总谱。”就这样把我推上了指挥台。我后来才发现，搞创作，当指挥对熟悉和掌握音乐作品，对演奏艺术有着极大的帮助，我作为一个小提琴教师在这方面受益非浅。

　　刘品在管弦系就这样帮助了一大批像我一样的青年学生，后来我们又都成了上音的骨干教师。在六十年代，管弦系有着很强的师资队伍，各种乐器教师中老、中、青人才辈出，形成了一支敬业、团结、协作的团队，铸就了管弦系的一段辉煌。而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支部书记刘品。

鼓励创新，打破门户之见，刘品是管弦系大家庭的掌门人

　　刘品自己在长笛领域有着很高的成就，培养了许多学生，经常和其他长笛老师探讨学问。对其他专业他也总是鼓励教师们打破门户之见，反对固步自封，经常组织教师间的交流，开展学术活动等。他对每一个入学新生的专业水平都十分了解，经常听教师们上课，听学生们的演奏会，看到学生进步了，他就会给予鼓励，也肯定教师的教学成绩，发现了问题也会和任教的老师讨论，或让教研组其他老师一起帮助。当时郑延益先生是从印尼归国的华侨，在教研组内他的许多先进的教学方法并未引起重视，甚至有些被边缘化。刘品看出了他教学中创新的意识，自己就常向他请教，并建议上海女子四重奏的几位教师跟他学，果然在推动教学理念提高教学成绩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专业领域，互不卖账，同行是冤家，抢地盘，抢学生的弊病在当时的管弦系几乎很难滋长，这和作为支部书记的刘品在团队中发扬正气，以先进的榜样带动做出成绩是很有关系的。和现在流行的“当面一团和气，背后恶意相加”不同，对于错误，刘品是批评得很严厉的。但奇怪的是，好几位被刘品批评的教师最后都把他看作了好朋友。这自然是因为他工作中充满了思想性，有理论有见识，让人由衷地钦佩。也因为他虽然狠狠地批评了错误，却表现出对人的尊重和爱护。在一个单位，一群人中有这样一位掌门人是多么重要啊！

　　他是支部书记，却成了系里教师们的好朋友，不论公事私事，都愿意找他商量，请他出主意。他是长笛教授，却领导着管弦乐领域（特别在小提琴专业）做出成绩。年轻的教师把他当长者，老教师把他当朋友。作为一个领导他善于发现每个人身上的长处，各尽所能做出贡献。作为一个团队的带头人，他善于用先进的思想鼓动大家，让大家树立事业的目标共同奋斗。作为一位务实的领导，除了一般的工作布置他又亲自和属下讨论问题的症结具体解决矛盾。刘品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基层领导，他的形象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上海音乐学院丁芷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