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５月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了《朱践耳交响曲集》总谱手稿版 激光唱片的首发式。时隔四年，《朱践耳交响曲集》的后续工程、姊妹篇《朱践耳管弦乐曲集》总谱手稿版 ·激光唱片于２００６年７月出版问世。《朱践耳管弦乐曲集》总谱手稿版 激光唱片是由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音乐家协会、上海交响乐团联合筹划并实施，由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的重大文化工程。
当我们躬立于中国音乐文化宝库中煌煌在列的这两部音乐巨著面前，朱先生自勉又自谦的话让我们感动：“５０年代中末期，我正住苏联留学。那时候的作品，虽然未免有些稚气，但却怀着一颗率真的童心，在中西交融的大地间任意漫游。现在我己进入耄耋之年，但自认为经过一番曲折，又找回了当年的童心。为此，写下了四句自勉的歪诗：‘老而犹顽，顽似一童。童心率真，真无忌惮。’”实际上正是朱先生毕生对艺术葆有的这种童真，鼓荡起了中国音乐创作的一面大旗，刷新了上海的音乐文化地标。他的作品同其他作曲家的优秀音乐作品一道，共同代表着中国现代专业音乐创作的最高成就；亦是中国作曲家奉献给世界音乐文化宝库的—笔精神财富。
《朱践耳管弦乐曲集》同《朱践耳交响曲集》一样，具有不容置疑的文化文献价值，是中国音乐史和中国音乐出版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新时期中国先进文化的最新成果。
几乎每一部作品的诞生，朱践耳先生都在创作观念和作曲技法上，突破了原有面貌，甚至发生质的超越。《朱践耳管弦乐曲集》分四卷附五张ＣＤ，收入了朱践耳先生的代表性管弦乐作品总谱手稿十四部及全部音响。在《朱践耳交响曲集》中的十一部作品是“清一色”的交响曲，集中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９年这十五年中创作的。而《朱践耳管弦乐曲集》中的十四部作品，在体裁上是多样的，有序曲、组曲、音诗、音画、交响诗、交响大合唱等等，时间跨度大，１９５３－１９９９年共四十七年，包括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的作品，风格上变化很明显。《朱践耳交响曲集》中的作品，多为无标题性的，内涵多义，较难理解；《朱践耳管弦乐曲集》多为标题性的，内涵指向明晰，易于接受。
《朱践耳交响曲集》和《朱践耳管弦乐曲集》合在一起，正展示了朱践耳先生在乐队作品方面的全貌。从中既可从纵的方面看出朱践耳先生创作上发展脉络和时代的烙印，又可从横的方面与同时期的中国作品进行对比，看到相互间的同和异；同时还可以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同时代的但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却有很大不同的 音乐作品作一横向比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践耳管弦乐曲集》可为研究中国交响音乐创作的历史与发展提供一个有所作用的参照。这正是《朱践耳管弦乐曲集》出版的意义所在。
在《朱践耳管弦乐曲集》中，有享誉多年家喻户晓的电影配乐《翻身的日子》，２００５年由作者重新编配成大型管弦乐曲，更名为《欢欣的日子》，并于２００６年重新录音；有被苏联国家广播电台录音作永久性收藏的《节日序曲》；有苏联演奏并录音的《交响幻想曲》；有瑞典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的《黔岭素描》；有获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音乐作品征集唯一金奖及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的《百年沧桑》；有获２０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唢呐协奏曲《天乐》；有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有音诗《纳西一奇》，等等。这些管弦乐作品立足本土，放眼中外古今，以对音乐美和新技法的不倦追求和深层思考，反映了作者的创作轨迹、时代烙印和率真童心，深获国内外各界人士及广大音乐爱好者的认可和好评。其不拘一格和大胆创新，充分显示了作曲家拓展的勇气和自信。
从事音乐创作已经有６０多年的朱践耳先生，心底里始终感觉自己还是一个小学生，并自谦比较笨。谈到自己的音乐之路，他说：“这是因为第一我入门太晚，我进莫斯科音乐学院已经二十二岁了，在这之前我没有专门学过作曲，完全靠自学。第二我这个人悟性迟钝，我是在花甲之年才稍微懂得一点门道。知道艺术是什么，艺术创作是什么。而过去的我只是一个狭隘的僵化的井底之蛙。”
关于音乐创作，他始终认为，从艺术发展的规律来看，应该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不能守旧，这样才跟得上时代的需要；而且搞创作一定不能人云亦云，不能丢弃自我。要有自由自在，天马行空的心态，这样才能发挥出无限的创造力。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开始考虑要写一部交响曲，他说“文革”是最好的题材。但是他觉得一是技术上的欠缺，二是对“文革”的认识还很肤浅，还需要花时间准备。于是这期间他开始听课、采风、反思、采访各类有关人物，还作了些热身创作，写了《黔岭素描》《纳西一奇》……十年后，他的《第一交响曲》出来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探索者的路是漫长的。朱践耳的音乐体现出超越东、西、古、今，扎根于中国文化深厚土壤的“和”的艺术境界，以及生生不息不断求索的人文理想，是中国一代作曲大师一生艺术追求的缩影。这也是对音乐人生观的写照。
在中国乐坛，朱践耳是一个奇特的人物。在朱先生的人生路上有三件事情对他的影响很大。当回忆起这段岁月时，他总是激动不已：“‘文革’结束后我们的窗户打开了，呼吸到了外来的新鲜空气。那时上海音乐学院开了一些新的课介绍现代音乐和现代作曲家。当时凡这种课我都去听……我因此接触到许多新的思维，新的观念和新的作曲技法……第二，１９８４年我和李德伦两人被邀请到莫斯科参加第二届国际音乐节，第一次听到大量的现代音乐，有前苏联的也有世界各国的，让我大开眼界。听了这些作品，我才知道他们思维严谨，逻辑性很强，完全不是我们原来认为的‘乱七八糟’。如果说是乱，那么中国古琴的散板在不懂得它的奥妙的人或者外国人听起来也会觉得乱七八糟。因为它是没有拍子的，很自由的。从这里我就悟出了过去我们很多观念都是不对头的。如果我们再用老框框搞创作，和国际水平的距离会越来越大。但是把这些新手法直接用到中国的交响乐中去，合适不合适呢﹖当时我还有些恍惚。第三，我从１９８０年开始下去体验生活和采风，先后到新疆、贵州、云南、广西、西藏，收获极大。特别是贵州的苗族侗族地区，村民们在广场上聚集各种队伍，人家一起唱起来，四五种不同的调，不同的风格，各唱各的。当时让我吃惊不小：这不就是很好的民族交响乐？……这就是多调性的，多曲调的，多节奏的，多音色的交叉重叠……我庆幸地发现西方的现代音乐技法和我们古老的民间音乐技法是不谋而合的。后来我发现这也并非偶然。因为西方古典音乐的技法已用尽了，必须有所突破。而突破的出路就是向欧洲以外吸取因素。如印度、中国、土耳其、东南亚等等。所以我很高兴，现代音乐的‘根’原来就在我们的民间，我可以大胆使用了。由此我找到了一条路，那就是把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音乐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中国自己的现代音乐。”
朱践耳的管弦乐曲创作在思想上和表达上具有了多样性的特点，并反映了他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密切关注和思考，而这种关注和思考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作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以此为发端，最终形成了他的交响曲中所展现出来的“追问的态度”和“求索的精神”。这种态度和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对交响曲形式美的追求，对现代创作技法的潜心探研，对中国文化和民间音乐传统的深层挖掘和重新理解，而且更为本质地表现在对人性、人的存在、人的命运、人的生命精神，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的思考。他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探索者的路是漫长的，探索者的心是孤独的，探索的磨难是无尽的，探索的精神是永恒的。”因此可以说，这些管弦乐作品是他在交响音乐世界里孤独地行走的真实写照。凡是听过朱践耳作品的人都有这样深刻的印象：永远年轻的创造心态、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可贵的人文精神和浪漫情怀、对人性和生命的追问和思考。
作为一个作曲家、一个思想者和求索者，朱践耳先生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通过管弦乐曲的创作，反映他不断地思考、探索、创新的精神，正直、诚实和敢于批判一切落后和守旧东西的态度，以及对人性自由的执著追求。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历史刚刚翻过的一页，中国交响音乐创作刚刚走过的历程，同时也看到了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的未来。可以肯定地说，音乐史将会为《朱践耳管弦乐曲集》写上浓浓的一笔。
作者:闻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