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高望重 乐人楷模
——我读《高山仰止》
郑菁深
前不久，上海交响乐团从湖南路105号搬至复兴中路新址。此处良好的环境、美轮美奂的建筑设计，以及完美的音响设备等等，赋予经历了135年不平凡道路的上海交响乐团以新的生命，开创了上交的新的起点、新的目标和任务，让上海乃至中国的交响乐事业有更辉煌的前景。此时此刻，不禁令人缅怀起新中国上海交响乐团的第一位团长兼首席指挥的黄贻鈞先生。
之前，上海交响乐团曾发起征集纪念黄贻鈞先生的文稿及图片资料，编辑成纪念册，寄托乐团同仁和广大乐迷朋友对他的怀念之情。书名为《高山仰止》。高山仰止四个凝重铿锵大字准确地含融着黄贻鈞先生一身的功绩，为交响乐事业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包含了人们对他的崇敬与爱戴，真可谓高山仰止。黄先生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了整整57年，为新中国交响乐事业的拓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和探索，功在当代。
多才多艺 硕果累累
可以说，黄先生不仅对交响乐事业作出卓越而重要贡献，且对整个音乐事业同样有非凡的创造与业绩，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这部几十万字，有着翔实资料和珍贵图片的书中，人们不难触摸到一位老一辈指挥家为音乐事业勤勤恳恳、鞠躬尽瘁的心声和脉搏，眼前浮现出他站在指挥台上孜孜矻矻、一丝不苟的崇高身影。
黄贻鈞的指挥风格严谨沉着、细致精准又有自己的特点和独特个性，无论是贝多芬、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等的作品，他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因而都予人以不同凡响的感受和音效，是黄贻鈞的贝多芬、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他认为作曲家的作品，每一个指挥家、演奏者应该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表现手法也应有所异同，作品才能反映出更深广的内涵、更丰富思绪，故亦能使聆听者获得更多更细微的情趣和意象。譬如对贝多芬的作品，他是用心来诠释这位堪称乐圣的音乐，使之达到极为高远宏阔的境界。他指挥的德奥音乐作品之完美是乐界和乐迷所众口一词的。不仅如此，黄先生对我们中国作曲家创作的交响乐作品，同样倾注着指挥热情，深入理解分析作品的思想内涵、乐器声部的对比反差等等，都进行精心细致的调理协配，以表现出最佳效果，使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得到升华，这无疑是第二次创作。他指挥的交响序曲《红旗颂》、交响曲《长征》和交响诗《黄鹤的故事》均为音乐界和爱乐者认可和赞誉，而且得到国外音乐家和听众的欢迎和感佩。
黄贻鈞先生除了在音乐指挥上的高超精湛造诣，是当代大指挥家，也是一位创作颇丰的作曲家和优秀演奏家。他创作的《江南组曲》、《皖北组曲》，改编的刘天华《良宵》，无不浸淫着深厚的民族气质和浓郁的情韵，倾倒了无数国内外听众，让人击节赏叹。此外，他还是一位电影、话剧配乐作曲家。在《高山仰止》一书中，人们了解到黄贻鈞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为电影配乐，除了影片《天伦》之外，还为《貂蝉.》、《麻风女》、《西施》等多部影片配乐，有的还担任演奏；此间曾为多部话剧配乐，如话剧《杨贵妃》、《浮生六记》等，为中国早期的电影、话剧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热情。解放后他仍为此倾注自己的才华，为多部影片做了配乐和作曲工作，至为难能可贵。要说黄贻鈞先生多才多艺，硕果累累，是绝不为过的。
令人敬钦的人格魅力
在这本书里，人们不但可以领略到一个大指挥家才华横溢、迤逦多姿的艺术风采，他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格魅力，同样令人敬重和赞美。他对自己的要求极高，他认为“没有不好的乐队，只有不好的指挥”。而对年轻人他总是诲人不倦、不秘所能，悉心培养后辈指挥人才。黄先生退休以后，依然壮心未已，仍担任上交名誉总监，对中国的交响乐事业一以贯之地充满希望和信心，为改革开放后涌现出一大批青年指挥家感到由衷高兴。一位现在国外履职的指挥家回忆当年情景动容地说：“我从一个无人知晓的伴奏乐队的小指挥，成为中国历史最悠久也是最优秀的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如果没有黄贻鈞先生伯乐般的慧眼，没有他深挚无私的惜才之心，我个人艺术发展的轨迹真不知会是怎样。”这确是感恩之情、肺腑之言。如今上交指挥后继有人，黄先生是功不可没的，也是有目共睹的。他淡泊名利、谦逊宽仁的操守，勇于担当的高风亮节令人感佩至深。当年政治运动频繁，人人自危，他作为一团之长，宁可自己冒风险，顶着惊涛骇浪，忍辱负重，保护了许多同仁免受莫须有的灾难和厄运，也使得乐团的工作正常运转。至今有的同仁谈及此事时，依然感动不已，潸然泪下，说：黄老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的楷模，学习的榜样。
捧读这本题为《高山仰止》的纪念本，一代大指挥家黄贻鈞的形象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崇高，令人敬仰。在掩卷之余也令人深感遗憾以致百感交集，为何这本容涵了众多音乐名家真切感人的回忆文章和收集了大量珍贵文字、图片资料以及黄贻鈞先生一生经历自述的纪念本还不是正式出版物，仅是自行编撰的读物，“藏在深闺人未识”。个中因由不得而知，在人们心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本书记录了上海乃至中国交响乐发展的历程，是中国交响乐事业发展的教科书，它的意义远远超出纪念黄贻鈞先生的范畴。明年是黄贻鈞先生百年诞辰，倘能与某家出版社合作印行出版，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岂非对交响乐事业有不言而喻的裨益？也是对黄贻鈞先生最好的纪念。智者以为善否？我期待着读到有出版社出版的新的《高山仰止》。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柳 逊
黄贻钧先生是新中国的第一位交响乐指挥家，曾长期担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首席指挥。可以说，他是新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坎坷而辉煌的一生，浓缩了中国现代交响乐事业的风雨历程。最近，上海交响乐团编辑了《高山仰止——缅怀黄贻钧先生纪念集》一书，让我们得以回顾这位老一代指挥家卓越的艺术成就和高尚的道德风范。
黄贻钧先生自幼学习音乐，天赋过人，虽然家境清寒，但夭志不移。他从上世纪30年代考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国乐队起步，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靠着半工半读，他完成了国立音专的学业。成为有“远东第一”之称的上海工部局乐队最早的四位中国演奏员之一。上海被日寇侵占，乐队也被日方接管，作为有民族气节的音乐家，他愤然离去，靠为电影和话剧配乐维持生活，也让自己的艺术才华不断地砥砺精进。他多才多艺，不但擅长演奏多种中西乐器，而且精于作曲，《花好月圆》就是其代表作。抗战胜利后，黄贻钧先生回到工部局乐队（此时改名为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先后任小号、第四圆号、首席圆号。1950年10月8日，他以中国指挥家的身份首次登上交响乐指挥台，这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1956年12月，他被正式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首席指挥，中国的现代交响乐史册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黄贻钧先生具有浓厚的音乐造诣和精湛的指挥技艺。1958年，他应邀访问苏联，指挥苏联国家交响乐团举行音乐会。黄晓同先生当时正在莫斯科学习，闻讯前来观听，乐队首席向他伸出大拇指，夸赞黄贻钧：“一个值得骄傲的中国人指挥家，好样的。”他们不相信这样一位优秀的指挥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主要是靠自学成才的。在排练中国作曲家施詠康的交响诗《黄鹤的故事》时，苏联演奏员不会使用中国竹笛，黄贻钧加以变通，让苏联演奏员在长笛上贴上中国笛膜，取得了近似竹笛的良好效果。上世纪50年代初，黄贻钧指挥一部电影录音，导演对某段音乐很不满意，作曲家急得不知所措，黄贻钧稍一思索，从乐队各声部指定一人，规定了几个不同调性的和弦，分别交给各声部，由乐队即兴发挥，形成多调性的偶然重叠，正好与影片中表现的混乱场面吻合，难题迎刃而解。而这，正与当时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中刚刚出现的新手法——“偶然音乐”不谋而合。
黄贻钧先生的指挥严谨清晰，端庄大气。他不但指挥了大量西方经典作曲家的经典作品，而且以扶植推广中国民族交响乐为己任，不遗余力。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王云阶的《抗日战争交响曲》、马思聪的《山林之歌》、施咏康的《黄鹤的故事》、瞿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冼星海的《第一交响曲》和《满江红》组曲，等等，都是由他指挥首演的。当年，吕其明先生为“上海之春”写了一部管弦乐序曲，试听时音乐界的人士对这部气势磅礴的作品纷纷“点赞”。但乐曲当时还没有标题，是黄贻钧先生提出：这部作品是高举红旗，表现奋发的精神，就叫《红旗颂》吧。大家一致叫好！《红旗颂》从此响彻大江南北，神州大地。笔者手头有一张钢琴协奏曲《山林》的CD唱片，刘敦南作曲。也是黄贻钧先生在1981年严肃音乐受流行音乐的猛烈冲击陷入低潮之时，慧眼独具，指挥上海交响乐团首演的，广受好评，并且荣获全国第一届交响乐比赛一等奖。
谦和儒雅、虚怀若谷，而且提携后辈、爱才惜才，尤能体现黄贻钧先生的仁者情怀。上交原首席柳和埙先生回忆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黄贻钧先生应邀指挥别的乐团，为演好一部作品，他特地从愚园路江苏路的家骑自行车到延安中路上海展览馆对面的柳和埙家，询问这部作品的弓法如何划分处理，谦虚好学的态度让柳和埙十分感动。至于黄贻钧先生帮助叶聪精心准备出国深造的应试作品；大胆起用陈慧尔，安排她在周总理招待国宾的音乐会上演奏《梁祝》；鼓励上交青年演奏家温明明战胜病魔，亲自指挥她的多次协奏曲音乐会，书中都有十分感人的记述。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57年，反右风暴袭来，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但上海交响乐团没有“揪出”一个“右派”，堪称奇迹。原来，黄贻钧先生以一颗仁爱之心，本着保护同事的原则，在反右之时宣布全团放假，使那些已被内定了的预备右派分子，也幸运地逃脱了那场灾难。曹鹏先生为此赞叹：“黄老以自己的影响力，为知识分子撑起了一把善良的大伞。”
黄贻钧先生有登上柏林爱乐大厅的指挥台、成为第一位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中国指挥家的辉煌时刻；也有在十年浩劫中遭到迫害、不得不在音乐厅看管自行车的屈辱。然而，无论是顺风扬帆，还是身处逆境，他对国家的忠诚、对事业执着的信念始终没有变。他对上海交响乐团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对发展繁荣中国的交响乐事业，有着深入细致的思考，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规划和见解。在写于1963年的《上海交响乐团十三年业务工作的一般汇报、一些体会和今后工作的初步打算》中，他以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英国伦敦交响乐团和日本东京交响乐团作为参照依据，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乐团的奋斗目标：“必须尽快达到国际水平……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称！”为此，他提出了用12年时间积累100套交响乐保留曲目的计划，并且从招聘培训人才扩充编制、扶植民族交响乐新作、理顺管理体制架构、经费保障等方面，制订了许多措施。虽然由于“文革”的破坏，黄贻钧先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宏愿未能实现，但这已充分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对今天中国的交响乐团的建设和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余生也晚，听到黄贻钧先生音乐会的次数屈指可数；因当年条件的限制，黄贻钧先生留下的音像制品也十分稀少。然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的艺术成就，他的崇高人格，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这就是捧读《高山仰止》一书后，我的认识和感想。

黄自纪念音乐会听后
王树滨
值此6月14日第九个中国文化“非遗日”前夕，6月11日在上海音乐厅欣喜地聆赏了隆重举行的《纪念黄自先生诞辰110周年音乐会》。尽管入选节目以声乐作品为主，尚不足以囊括黄自先生在所有音乐领域的成就，但仍让人感到这是一台深具传承意义的成功演出。
此前一场名为“向黄自致敬”的特别音乐会，已于3月20日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以纪念中国近代音乐宗师黄自先生诞辰110周年。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签约艺术家、低男中音歌唱家沈洋担任音乐会独唱，演唱黄自创作的多首作品。多次纪念一位对于弘扬我国现代城市文化精神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音乐界先驱者，全面认识与发掘黄自先生留下的丰硕文化遗产，乃属今天音乐人应担当之责。
黄自，字今吾，1904年出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1916年入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音乐。192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庚款”留美。他先入欧柏林学院攻读心理学，1926年获文学学士后转该院音乐院改攻理论作曲，1928年再转耶鲁大学音乐院继续学习。1929年他以交响序曲《怀旧》获音乐学士学位，同年秋回国。他先在沪江大学任教，并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兼课。1930年他受聘为国立音专的教务主任兼理论作曲组专任教员。1938年5月9日他因伤寒症不幸病逝，年仅34岁。
作为音乐教育家，黄自先生在国立音专任教期间，除担负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外，还一人包揽了理论作曲学科的全部专业课程及全校的西洋音乐史、音乐领略法（即音乐欣赏）共同课教学，为该校的理论作曲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培养了包括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谭小麟、钱仁康、张昊、张定和、邓尔敬、林声翕等一批专业音乐人才。此外，黄自先生对于中小学音乐教育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曾受聘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部委员会及中小学音乐教材编订委员会委员，积极参与全国中小学音乐教材的编审工作。
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现保存着黄自手稿资料3000多页，其中日记很少，书信只有两封，其余都是他的创作乐谱、音乐教材等。从对黄自的材料研究后发现，《和声学》的素材已经累积了几百页。如果黄自能够写下去，中国人专属的第一本《和声学》教材将面世，其他音乐教材也会陆续涌现。同时他的音乐创作将延伸到歌剧、交响曲的领域，中国近代音乐史也将改写。
作为作曲家的黄自先生，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的作品计有106种，其中器乐作品（包括交响乐和室内乐）13种，声乐作品（包括清唱剧、合唱和各类歌曲）93种。他在耶鲁大学音乐院创作的毕业作品《怀旧》序曲，是中国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部大型交响音乐作品。归国后的创作他以声乐体裁为主，他的爱国歌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炽烈的救亡热情，代表作有《抗敌歌》《旗正飘飘》《九一八》《热血歌》等。他的艺术歌曲以富于诗情画意、情景交融以及歌声与琴声的有机结合浑然一体著称，代表作有《玫瑰三愿》《思乡》《春思曲》《天伦歌》等。他1932年创作的清唱剧《长恨歌》开中国大型声乐作品之先河。1935年为电影《都市风光》创作的《都市风光幻想曲》，使黄自先生成为中国第一位写作电影片头音乐的作曲家。
上海音乐学院师生为主担纲的演出，寄托着对前辈先贤的无限崇敬感恩、追思缅怀之情。三首由韦瀚章作词、黄自作曲的女高音独唱曲《采莲谣》《春思曲》《宛转蛾眉马前死》，由著名歌唱家李秀英演唱，她的演绎赢得阵阵喝彩、令人大觉过瘾。《热血歌》等三首黄自歌曲，演唱者为我国旅法男中音歌唱家施恒。《玫瑰三愿》与黄自得意弟子陈田鹤、江定仙分别作曲的三首女中音独唱曲由陆婧珠演唱，黄自名曲《思乡》等三首男高音独唱曲演唱是我国国际声乐大赛获奖者郭子照。留起胡子的他，嗓音宽厚、控制自如，形象酷似“魏松”，令人乐见优秀男高音代有传人。这四位演唱者体现了上音中青年实力派的声乐师资力量。
最后上场压台为声乐歌剧系本科数十名学生组成的“上音合唱团”，在演唱《抗敌歌》等三首韦瀚章作词、黄自作曲的合唱曲后，又加唱了黄自的忠实传人、上音老院长贺绿汀词曲的《游击队歌》，音乐会方告圆满落幕。

把握与开拓
——读黄晓同先生译作《交响乐总谱读法》乐 道
黄晓同先生早在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期间，曾随一代宗师亚历山大•高克教授攻读歌剧、交响乐指挥。同时也随尼可莱•巴夫洛维奇•阿诺索夫学习总谱读法，并以优异成绩修毕，深受阿氏赏识。他非常熟谙阿氏教学之道，也为他日后数十载从事指挥和教学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黄先生一直有意翻译阿诺索夫的《交响乐总谱读法》，直到退休生活即临，他才抽暇翻译了此书。
此书虽于1951年作为苏联高等音院的通用教材，时隔半个多世纪，现今读来依然不泛某种典范意义。与国内已出版的数部同类教材相比，此书最大特点是通俗易懂，循序渐进，有点有面，富有很强的逻辑性和概括性。就像此书前言所说的那样，擅长阅读总谱对于音乐家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对专业学生来说，若不具备一定程度的总谱阅读技能，就不能算是素质全面的音乐人。完善掌握总谱阅读技能对于一个指挥家来说，是实际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可见，虽说是一门总谱阅读课程，但在俄罗斯音院教学体系中，所占的份量是很重的。这对国内的音院教学体系来说应不失为一种启示。除了巴赫、亨德尔、莫扎特、贝多芬等谱例外，此书显然更侧重于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如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哈恰图良、卡巴利夫斯基和不为人们熟知的米亚斯科夫斯基、B•塞巴林、C•瓦西连科、L•克尼伯尔等。颇有意味的是此书第二章重点探讨并介绍了数字低音和鲜为人知的seclo宣叙调。黄先生注译seclo音译为简朴、单纯、澹泊的宣叙调之意。是应用教学低音技术的具体活物。对此，阿氏特举了开经典歌剧先河的佩尔戈莱西的力作《女仆当家》的谱例为证，说明seclo宣叙调的伴奏曾在烘托演员表演和演唱所发挥的独特作用。黄先生在该章的结束语中指出了18世纪前后数字低音技术占据过主流地位，歌剧、清唱剧的清唱实践都曾运用于此。对于今天来说，作为一门音乐史上有过重要作用的独立的学科，seclo技术曾几何时，一直不为人所知。深信，随着中国歌剧事业的不断发展，该技术必将会为歌剧表演者和创作者所用。尤其对研究西方音乐史的学子来说，仍然不失为一份宝贵的文献资料。
究竟如何来学习总谱阅读，虽说万方可径，然而，作者在书中特示意读谱要领规则是指琴上弹奏总谱，也即掌握总谱读法。对此，黄先生又注明音响效果早已谙熟于人心中是许多交响乐作曲家、指挥家们的专长，这必定是经过多年琴上弹奏总谱和听取实际乐队演奏后所获得的经验。没有前者之功，哪有后者之利。如同作者所强调的那样，即获得熟读总谱的技能必须经过系统缜密的磨炼。主张除了教师循序善诱外，学生自修学习也很重要。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于2013年7月出版此书，在某些层面上，填补了国内同类教材的一个空白。像seclo宣叙调概念首次能为中国学者与读者所知，并在日后的教研与歌剧表演和乐评工作中有所应用，已实属某种幸事矣。感谢上音出版社编辑的独具慧心，更感谢黄先生多年来的潜心思考，默默耕耘，才使此书得以响亮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