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音讯-年份
上海音讯期刊

第1期-第3版

2014/7/24 11:23:56

深情缅怀司徒汉先生
卢铭德
去年是著名合唱指挥家司徒汉诞生90周年,12月20日下午在长宁文化艺术中心,上海音乐家协会合唱专业委员会举办了纪念他诞生90周年的大型座谈会。上海音协主席陆在易、副主席余震、秘书长郭强辉,著名指挥家肖白、林振地,合唱专业委员会主任王燕、副主任何剑平等到会;“司徒汉指挥培训班”学员和原上海合唱团部分老团员共50多人出席。
我因能出席座谈会而深感荣幸,并怀着敬意作了缅怀司徒先生的发言;同时聆听了与会者对司徒先生的精湛艺术、高尚情操、领导能力诸方面成就的讲述,从而更多引起了我对司徒先生往事的回忆。
1963年夏,我从上海音乐学院合唱班毕业,被分配到当时国内名列前茅的上海合唱团工作。司徒先生是团内的副团长兼指挥。在校时我就听到过司徒先生的大名,也在剧场里观听过他排演的激情洋溢的合唱音乐会。我能进这个名闻遐迩的合唱团,能在著名的司徒先生指挥下演唱,深感来之不易,并兴奋不已,决心好好学习、工作。
进团后,我对司徒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早在16岁时他就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怀着一腔热血投身革命,用音乐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他1941年毕业于广东省艺专音乐短训班,后到上海,曾在同济大学“一•二九”事件中被捕。次年后他陆续在重庆及上海复旦大学旦声合唱团任指挥,多次在学生运动的集会上指挥群众歌咏。1948年他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担任了苏北华中大学文工团指挥。司徒先生革命热情高涨,热爱合唱艺术,既把合唱艺术作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锐利武器,又把合唱艺术作为音乐事业而致力发展。1950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结业于在中央乐团举办的由苏联指挥家杜马舍夫主持指导的合唱指挥学习班。司徒先生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和指挥经验,是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合唱指挥家。他先后担任过众多合唱团的指挥、上海合唱团和上海乐团的团长兼指挥及名誉团长,曾被选为上海音乐家协会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常务理事。
在司徒先生指挥下工作,我更深切地感到他的指挥有激情充沛、大刀阔斧、擅于“煽情”的魅力特点。只要他一挥动有力的双手,我们合唱队员们马上就进入了亢奋有序的演唱状态。他认为要唱好作品,首先要了解作品创作的背景,了解作品的内涵和风格。所以他每排练一部合唱作品,总要把作品产生的历史环境和作品特点对我们进行详细分析,使我们对所唱作品有形象的概念。而后在我们理解作品的基础上,他进而启发和调动我们声情并茂地进入合唱艺术创造的最高境界。他非常注重排演中国的合唱曲,尤其是排演抗战歌曲时,他常会花一些时间对作品的创作背景、作曲家的经历、作品的意境等进行较为详细的诠释,以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体现作品。而此时,也让我们紧张排练了多时的声带得以休息。司徒先生妥善利用时间排练,很有科学性。遗憾的是现在不少合唱指挥缺乏对作品的语言诠释,缺乏排练时的科学性安排,也缺乏排练时调动合唱团队的激情喷发。要知道合唱艺术的重要魅力就是可以扣合唱团员心弦、扣听众心弦的激情。
我和我的同事,对司徒先生在排练时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尤为难忘,至今记忆犹新。指挥不仅用双手召示合唱团队,而且用目光如炬的双眼暗示合唱团队,还用形体动作感染合唱团队。司徒先生可以说这三样都能灵活自如地运用。他在排演时,总是用“厉害”的双眼紧盯合唱团员,并且眼光转动得特别快,连队伍的两边团员都被他斜视地扫到。大家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分神,司徒先生的目光在排演时仿佛透视到我们的心里。有如此“厉害”目光的,我在几十年合唱生涯中,碰到的仅司徒先生一位。
我们合唱团员最大的本事,就是能在舞台上背谱演唱,这也是中国合唱百年形成的歌唱传统。但背谱演唱有时也要看具体情况。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合唱团已改名为上海乐团。团长司徒先生请来法国著名指挥家让•皮里松排演海顿的清唱剧《创世纪》。为了缩短排练时间,更好地让合唱团员熟练准确地唱好这一大型的声乐作品,皮里松向司徒先生提议,在排演时均看谱演唱。司徒先生出于具体情况,认为皮里松的提议非常合理,便予以同意,并叫行政人员买来谱夹。结果皮里松指挥我们成功演出这一欧洲音乐宝库中的经典清唱剧,成了当年上海乐坛轰动一时的重要演出。
司徒先生是著名合唱指挥家,也是作曲高手。他在指挥之余,为丰富团里演唱的合唱曲目,创作了许多声乐作品,他创作和指挥了《矿山烈火》、《上海码头工人》等八部清唱剧和大合唱。他创作的歌曲《我老汉 》和《当祖国需要的时候》脍炙人口,特别是后者在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热潮时,更是唱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很好地激发和鼓舞了我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旺盛热情和坚强意志。最近我们合唱班聚会时,大家又齐唱此歌,以表对司徒先生的怀念。司徒先生还有许多即兴创作。“文革”前我们常下乡、下厂深入生活。司徒先生每到一地,一放下行李,便带着创作组收集当地先进的人和事,连夜写歌作曲。第二天他就把所写的歌唱作品交给合唱团员排演,当地群众听到所唱的是他们中间的人和事,都深感亲切。
我怀念司徒先生,还因为他有恩于我。“文革”初期,我22岁,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打击和批判,并与已被批斗的司徒先生关在一个“牛棚”里。我心灰意冷,消沉迷惘。司徒先生见我如此的精神状态,立即好言鼓励我:“你还年轻,党和人民会给你出路的。”使我度过了一段精神危险期。以后我被以“战高温”的名义下放到人力车厂劳动8年,专业荒废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回到团里干些杂务活,因为我还未被平反。此时已重返领导岗位的司徒先生看到我,就关心地问我:“你业务还在练吗?抓紧练练,下次学习演唱会你也演唱。”我当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那确实是真的。我兴奋之后,马上请女高音歌唱家孙锦绅老师给我上课。经过两周的努力学习,我通过了学习演唱会,司徒先生让我回到男低音声部,我得以重返梦寐以求、阔别多年的音乐舞台。
司徒先生离休后,仍把大量精力投入到群众歌咏活动中。他的足迹遍及本市学校、工厂、农村,甚至劳教所。有一次江泽民同志看到司徒先生,就说:“司徒老师你过去曾经到交大指挥我们唱革命歌曲。”总书记的话使司徒先生深受激励。
我与司徒先生在一起工作近30年,目睹了他的许多令我难忘的往事。今年9月是他逝世10周年,仅以此文表示我对他的尊敬和怀念。
(作者为原上海合唱团团员)

 

“厅团一体”的音乐殿堂
——上海交响乐团新址先睹记
田 衣
3月11日下午,春风和煦、艳阳高照,位于复兴中路1380号的上海交响乐团新团址已顺利竣工,正沐浴在春风和艳阳的怀抱里。这座“厅团一体”的音乐殿堂造型新颖独特,身姿挺拔壮美。它不仅是上海音乐场所的新地标,而且与邻近的上海音乐学院及其附中,与上海文化广场构成了上海集演出教学为一体的复合型的音乐中心,这也是跨越了三个世纪有一百三十五年历史的上交人音乐梦想的完美实现。
上交新址的建成,极大地振奋了上交离退休的老音乐家和老同志,上交团部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不失时机地首先邀请他们前来参观新址。当日下午一时十五分,上交离退休的老音乐家和老同志就早早来到上交新址,受到团部领导和各部门人员的热情迎接。93岁的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和夫人舒群双双相扶来了;在上交担任了几十年首席的柳和埙来了;被誉为我国低音提琴元老的91的郑德仁来了,随他前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及低音提琴演奏家的小女儿和外孙女;在上交担任了几十年单簧管首席的吴雍禄,担任了几十年小号首席的94岁的周万荣,在上交担任了几十年副首席的陈慧尔,原中提琴演奏员90岁的温谭与从上交退休的两位拉小提琴的女儿温明明和温珊珊来了;以往多年密切配合黄贻钧团长工作的原上交党支部书记隋月龙来了;为上交资料室作出辛苦努力和积极贡献的水绮华来了;原小提琴演奏员张亦炜行动不便,但坐在轮椅上的他也由家属推着来了。
在上交新址一楼长长的听众休息厅里,摆着一张张圆桌,上有水果、点心和茶水,数十位面露笑容的老音乐家和老同志围坐在桌旁,彼此问候,交流信息。上交团长陈光宪代表上交致欢迎词,他欢迎老音乐家和老同志作为首批参观者,来上交的“新家”看看,而且欢迎大家以后常来常往。随后他与上交副团长周京华、党支部书记兼副团长周平等陪同老音乐家和老同志参观了深入地下的大演奏厅和小演奏厅。他对两个演奏厅的设施、功能、音响效果等等逐一进行了详细介绍。老音乐家和老同志聚精会神地听着,有的还提出问题,陈光宪当场予以回答。曾任上交低音提琴演奏员的周宏彬在解放初就进团工作,他经历了上交福州路菜场、延安中路仪表局和湖南路105号三个地方的团址,现在看到国家花了数亿人民币精心设计和建造的第一流的新址,非常兴奋。他说什么时候能来新址的演奏厅听场排练、看场演出就心满意足了。参观完毕,全体离退休的老音乐家和老同志在小演奏厅阶梯式的座位上,与上交现任领导及各部门人员高兴地合影留念。接着大家兴犹未竟,又回到长廊式的听众休息厅,围着圆桌促膝交谈,对上交的今后发展寄予了殷切厚望和深情祝愿。
从世界交响乐发展历史和一流交响乐团演出实践看,拥有一个自己的可灵活自由安排排练、演出、录音、音乐教育和行政办公等业务活动的音乐厅,是跻身世界一流交响乐团之列的重要和运营的最好模式,也就是数代上交人一直追求的“厅团一体”的梦想。而今,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亲切关怀下,经过近五年的兴建,这个“厅团一体”的音乐殿堂终于巍然屹立。
据陈光宪向老音乐家和老同志介绍,新址占地1635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995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5274平方米,三分之二在地下,其建筑面积14676平方米。新址主体建筑是两个音响效果极佳的地下演奏厅,大厅有1200个座位,演奏的舞台为下沉式设施,听众席分设在舞台四周高低不同的区域,上方四周设有六块反射乐声的反射板,而且可作投影屏幕,上演多媒体交响乐作品。小厅有400多个座位,有12块可分别升降的舞台空间,能用于大乐队排练、演出、录音,能用于上交已有29年历史的周末室内乐音乐会演出。
进入听众长长的休息厅,上交准备在这八十多米的长廊里布置一个反映交响乐发展和上交历史进程的博物馆,布置不同时期与上交合作过和即将合作的中外指挥家、独奏家、歌唱家、作曲家的图片文字资料,以使进入厅内的听众马上沉浸在交响乐的浓厚艺术氛围里,获得广泛的交响乐知识。
上交新址这个“厅团一体”的建筑是一个奇迹,也是多方面国际成功合作的产物。经过招投标,由享誉世界的日本建筑声学设计大师丰田泰久和日本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的代表人物矶崎新领衔,进行上交新址以建筑声学为核心的设计和顾问团队。因为新址建筑周边有不少不可移动文物建筑和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其高度建筑受到限制,故新址三分之二工程在地下进行。而地铁10号线又邻近新址地下工程,最近处仅6米。为了求得两个演奏厅最佳的音响效果,不受地铁噪声的干扰,设计团队提出采用德国先进的隔而固(青岛公司)的隔振器技术,让两个演奏厅全架在巨大的弹簧上,以避震和消洱噪声,使地下16米的两个演奏厅成为“全浮建筑”。小厅底部60个水泥支墩上安放了94只隔振器;大演奏厅底部108个水泥墩上安放了204只隔振器。上交新址的演奏厅是国内第一个完全浮在隔振器上的建筑。上交还准备开辟一个通道,让听众可以近距离看到这些支撑演奏厅并将噪音消化掉的“神奇弹簧”。上交离退休老音乐家和老同志听陈光宪介绍后,对演奏厅有如此神奇的建筑,都叹为观止,连称“奇迹”和大开眼界。
今年9月,上交将举行新址揭幕的庆典,并举行新乐季的开幕演出和纪念建团一百三十五周年的系列活动。上交老音乐家和老同志认为如今在团工作的年轻同行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们真诚而热烈地希望,后来者们要继承上交的优良传统,在新址如此优越的工作环境里,为国家的交响乐事业创造出新的辉煌成绩。

 

作者附记:前不久,在乐友的短信中惊悉意大利指挥大师克劳迪奥•阿巴多不幸离去,世界古典乐坛万神殿里最后一尊巨神倒下了,令乐迷们无比哀伤和遗憾,遂仿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体而咏,以志纪念。
别了,阿巴多
萧 牧
一道黑色的噩耗从严寒中无情传来,
让徜徉在音乐惠风里的我黯然神伤;
古典音乐天穹中一颗璀璨的星象,
悄无声息地陨落于冥冥尘埃……

你白色指挥棒下的旋律遍及世界,
在继卡拉扬之后又一个乐坛帝王。
北京之行却成了在中国的最后绝响,
令翘首以待的拥趸乐迷忧心百结。

狰狞的病魔并未使你长卧床榻,
古典音乐的花苑里还要你去灌溉,
挣脱疾病桎梏仍坚毅地屹立舞台,
指挥着古典音乐的千军万马——

听着你的莫扎特、贝多芬、你的马勒……
仿佛你的指挥棒犹在天堂纵横捭阖。

 

回眸第14届克莱本钢琴比赛及其他
欧阳美伦
多年前,我们初迁休士顿时,女儿正上初中,在学德州历史的第一课时,老师要大家列举十个德州独特之处。女儿想到的是石油、太空、牧场。我告诉她,还有范•克莱本(Van Clibum)国际钢琴比赛。此后,我们就成了沃斯堡(Fort Worth)的常客。不仅每四年来一次,其间的业余钢琴比赛,也吸引我们来到这里。
去年的第14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于5月24日开始,6月9日结束。四年前的许多细节仍历历在目,可是这回再来,才踏入音乐厅,就看到范•克莱本的遗像陈列在那里。不一样了!伤感的情绪尽在不言中。
过去,我曾多次在晚间音乐会的散场时,看到范•克莱本。他并没有站在灯火通明的大厅里,而是在马路对面不明显的地方与人交谈。四年前的那次,颁奖典礼结束时,我曾带着一个学生走到台前,并鼓励我的学生哈维尔(Javier)去向他老人家致敬。范•克莱本跪在舞台的地板上,为站在台下的他签名,令我非常感动。哈维尔当时是休士顿HSPVA才艺高中的钢琴科应届毕业生,是个墨西哥孩子。范•克莱本亲切地问我:“这是你的儿子吗?”我们三人照了一张相,他慈祥地搂着哈维尔,我视这张照片为不同种族的三代合影。我告诉范•克莱本,我小时候在台湾经常听他的唱片,他“Oh—”了一声,立刻握住我的手。我惊了一下,觉得自己的“小”手被包了起来。那是我握过的最大的手,好厚,好暖。那双手,弹起拉赫玛尼诺夫令人荡气回肠!
在休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里,有一位中年女士常与我坐在一起。她是中美洲来的移民,曾对我说,她初来德州时,是一个年轻女孩,而且是个范•克莱本粉丝。她曾打听到地址,摸到了范•克莱本的家。但是范•克莱本不在家,应门的是老父亲,不但请她进去,还让她弹了范•克莱本的钢琴。这么温馨的事并非随处可见,我应该为德州再记上一笔。
在这四年一度的国际钢琴比赛里,可以感到一个“气场”。台上的、台下的、评委席里的每一位,都在追求完美。这种追求完美的共同目标,使大家形成了一体,相逢不必相识,彼此热烈交谈。在音乐厅的每个角落如此,在餐馆如此,在旅馆的电梯里也是如此。当然,如今大家可以通过网络来欣赏,网友之间的交流是无远弗届的。可是,现场所见仍有不同,我依旧看到许多长者,柱着拐杖或坐着轮椅进来。他们彬彬有礼,谈吐优雅,真是老得漂亮,是最美的银发族。
四年前,就在这个厅里,范•克莱本对大家说:“我永远记得自己是一个德州的孩子,曾经去莫斯科,在那次经验里,认识到了古典音乐的神圣及奇妙。它和政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还说:“自从1962年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举办以来,我记得每场演奏给我带来的启发和幸福感。这个比赛实际上是一场音乐的盛宴,大家在这里受了激励,因而专注地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
言犹在耳!我不免想像着,到了晚上,范•克莱本仍然站在马路对面的暗处,含笑望着从音乐厅里走出来的每一个人!
现今的国际钢琴比赛很多,各有各的性质和目标。范•克莱本比赛的宗旨正如CBS资深新闻主播奚佛(Bob Schieffer)四年前在颁奖典礼说的:“1958年,美、苏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在莫斯科的第一届柴科夫斯基钢琴比赛里,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人范•克莱本,以他的琴艺震惊全场。评委最后在赫鲁晓夫的同意下,把金牌给了他。艺术的力量巨大无比,它能超越政治的藩篱。今天,我们在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里,要颂扬的就是这种伟大的力量……。”
第14届范•克莱本比赛获选的前三名分别来自乌克兰(金牌奖)、意大利(银牌奖)和美国(水晶奖)。这三位在初赛、复赛里,已呈现优良的综合素质。决赛中,来自乌克兰的柯罗邓可(Kholodenko),弹莫扎特协奏曲时,那段华彩是他本人的创作。来自意大利的拉那(Rana),她很平衡地过了一关又一关,最后在演奏普罗柯菲耶夫协奏曲时,大放异彩。散场时,处处听到人说:“她要冒出来了!”许多人(包括我)都在惊叹。的确,不听到最后是不能妄下结论的。
决赛中唯一的美籍参赛者,是一位华人陈宣尧(Sean Chen),他是另一类型。在弹贝多芬的《皇帝》和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时,他展现了自己的风格,非常可喜。事实上,听了他在决赛之前的独奏,我已觉得他与众不同,因为他不像是来自“明星制造厂”的那种音乐学院。问他在耶鲁大学的老师是谁?他说是陈宏宽,这又令我惊喜。我只知道陈宏宽前几年从加拿大去了上海,任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系主任,近年来在波士顿,任教于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现在才知道,他每周还去一趟耶鲁。
记得二十多年前,陈宏宽在纽约的第一场独奏会,纽约时报乐评的结语说,这是一位值得看好的青年钢琴家。陈宣尧给我的印象正是如此。我认为他很幸运,跟对了老师。他说,他决定去耶鲁,一方面是因为有奖学金,也因为陈宏宽同意收他做学生。复赛时,听了他的室内乐合奏之后,我很相信他会通过考验。那首勃拉姆斯的钢琴五重奏使我又想起了陈宏宽。他曾在纽约另一场独奏会里演奏勃拉姆斯的《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曾有音乐界的前辈感叹道:“陈宏宽这么年轻,可是弹起琴来像个大教授。”
我问陈宣尧,总的来说,对于勃拉姆斯的音乐看法如何?他想了一下说:“他那么爱Clara(克拉拉),可是他要的最后还是没有得到。他的和声总是suspension,suspension,suspension。”我想,这样的回答符合他的年轻,很自然。毕竟要认识到勃拉姆斯的博古通今,是需要时间的。
他在美国出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问起他的中文名字,他说:“宣统的宣,尧舜的尧。”我们笑说:“这都是皇帝的名字!”他回答说:“我爸爸叫道光,我弟弟叫宣舜、宣禹。”
台上或台下的陈宣尧都显得很从容。他说,陈宏宽老师给他的栽培是全方位的,涉及的面很广。每次上课约三小时,还有一次上了五小时才下课。他并不是从小立志要做钢琴家,然后拼命苦练,而是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高中毕业的时候,他放弃了读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机会,而选择了去纽约的朱丽亚音乐学院专攻钢琴。现在他掌握了自己的方向,在耶鲁大学继续深造,而且有了最理想的老师。我为他庆幸,并祝福他。
曲终人散,我们踏上了归途。回想前年秋天,范•克莱本抱病出席了这项比赛五十周年的庆典,感动了现场的每一个人。如今他已去世,但我们仍祝福着这个城市,愿它在音乐中继续成长。四年前,这里有人在网上留言说,他在监狱里看实况转播,很被音乐感动。还说,下次他会到现场来听,因为那时已经出狱了。
回程中,在287号公路的两旁,有无数的向日葵,朵朵盛开,为这场“德州的仲夏乐”添上了金黄的色彩。
(自美国休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