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在“世界屋脊”歌唱
——访上海音乐学院常留柱教授
李晓 詹志
我国西藏，幅员辽阔，雪山绵亘，高原耸立，有“世界屋脊”之称。半个多世纪前，有位从黄浦江畔支援到西藏工作的男高音歌唱家曾在“世界屋脊”纵情高歌。他激情饱满、华丽潇洒的美妙歌声，在西藏一唱就是二十年。他的歌声化成了无垠雪原上的红色格桑花，融入了潺潺奔流的雅鲁藏布江，飘逸在藏族人民的耳际心田……这位当年把二十年精力和心血奉献给西藏大地和西藏人民的歌唱家，就是现今年届八旬，仍在上海音乐学院教学岗位老有所为、辛勤授艺的声乐系教授常留柱。
常先生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广博的音乐修养、多彩的艺术实践、显著的专业成果。走近常先生，了解他具有传奇色彩的往昔和老当益壮的现今，探索他情操高尚的内心世界，是我们的强烈愿望。
在春日一个温暖的下午，我们叩开了常先生在复兴中路寓所的房门。但见常先生满头银发、眉目慈祥、笑声朗朗、身板挺直、动作敏捷，全无耄耋老人的老态。从常先生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他当年在“世界屋脊”歌唱的富有活力的风采，看到了他作为资深的声乐教授凝重深沉、睿智大度的气质。这是常先生的书房、会客室和工作室，靠墙放着从事声乐工作必不可少的立式钢琴；墙上挂着桌上放着他屡次获奖的证书和奖品，以及他与学生们合影的大幅彩色照片。满屋散发着音乐家特有的浓烈的艺术气息。
常先生给我们冲了两杯学生送给他的淡咖啡色的奶茶，拿出了多份以往介绍他工作和成绩的报道、特写等文章给我们看，随即清晰有序地打开“话匣子”，和我们聊他的过去和现在。
纵观常先生的音乐生涯，基本可以划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1960年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后，与上海一批多方面人才支援到西藏工作的二十年。第二个阶段是他1980年因病返抵上海，重回上海音乐学院教学岗位，在声乐系担任系主任和执教的三十四年。
当年从上音毕业后，26岁的常先生已被安排到上音附中任教，但为了响应国家支援西藏的号召，他二话没说就报名入藏。由于还没有火车通雪原，只能坐火车和汽车，长途跋涉，几经辗转。生性开朗的常先生途中身负宣传委员的责任，一路上唱唱跳跳，鼓励支援入藏人员的士气。可越往西越往上，高原反应越厉害，最后他终于抗不往，竟因高原反应而昏迷了几天。“怎么到的拉萨我也不知道，醒过来我已经在拉萨的医院里，住了快一个礼拜才逐渐恢复”。
被分配在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任独唱演员后，常先生跑遍了西藏三分之二的土地。他在座座帐篷内，在巍巍的雪山上，在清清的溪水边，在月光皎洁的牧场，在高原灼热的阳光中，在风雪刺骨的寒冬里，他学藏语，学藏戏，学唱藏族民歌；西藏是民间歌舞的海洋，西藏人民能歌善舞。因此他深入生活，广泛采风，收集藏族民歌素材。他不辞艰辛，常常花一天两天时间翻越一座高山才能到达目的地。有时骑马，被马摔下，疼痛难忍，照常上马再赶路。有两回乘坐的汽车还在险峻的山路上翻了两次，侧翻的汽车紧挨着的就是万丈深渊，他和同事们事后想想都害怕。尽管交通不便，路上危机四伏，又吃不好、睡不好，然而当他找到唱藏族民歌的能手，听到原生态的富有活力的质朴的民歌演唱。他便忘记了疲劳，忘记了艰苦，忘记了危险，立即边听边记谱。就这样一首一首，他收集和记录了几大册的200多首藏族民歌，成了他视为珍宝的私藏的音乐资料。在采风时他结识了众多藏族艺人，有著名民歌演唱家穷布珍，有著名藏族乐器演奏家白玛老爹，有怀抱婴儿的山歌手巴青，有木匠次仁穷格等。由他首唱的藏族民歌《在北京的金山上》，就是常先生把从老艺人扎西处学到的一首《山南古酒歌》改编整理成的。这首具有鲜明藏族风格的优美歌曲，后来被著名的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唱响全国、唱响海外，成了藏族民歌中的代表作，成了藏族人民勤劳勇敢、忠勇爱国形象的化身。他还收集和首唱了《格桑拉》、《长松拉》、《达瓦训奴》等一大批藏族民歌。他把自己在深入生活和采风时感受到的藏族人民的丰富思想感情，融入到自己的演唱中，力求把在上音学到的西洋声乐技巧与西藏民歌的发声语言、风格结合起来。因此他在演唱西藏民歌时，既能保持声音的流畅自如，吐字准确清晰，又具有唱出藏族人民心声的浓郁藏族风格和韵味。难怪不少藏族听众观听了穿着藏族服装的他的歌唱，纷纷以为他是藏族人，有些甚至认为他比藏族歌手还唱得好。
《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是常先生作词作曲的一首歌。那年在尼泊尔访问演出后，常先生随团坐汽车奔驰在一级公路上，这条公路是由解放军和藏族民工联手战胜艰难险阻共同建成的。常先生被军民携手的伟大力量深深感动，又从藏族民工迎接演出团凯旋的欢迎词中得到灵感，于是常先生萌发了创作一首藏族人民热爱和颂扬解放军歌曲的想法。他借鉴了藏族民歌《拉莫孔塘拉莫》的曲调和节奏，一气呵成地写出了《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的歌词和曲谱，并首唱了这首激情洋溢、风格鲜明的“颂歌”，表达了藏族人民和金珠玛米（解放军）鱼水般的深情。这首歌也很快飞向全国，响彻神州。
在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常先生担任独唱和声乐教学的工作。一年中他都有半年以上时间辗转藏区，满怀激情地为藏族人民演唱。每年11月到来年4月，西藏不仅严寒逼人，而且风沙很大，在边远地区演唱时，他往往一张嘴，便有许多细沙被风刮到嘴里，吐出细沙，他继续唱。藏民们深为他如此不辞辛苦的精神感动，听毕常常会送上酥油茶和青稞面做的点心。1961年在中印边界我国打响了自卫反击战。常先生参加歌舞团的演出队奔赴前线，为浴血奋战的我国将士慰问演出。就这样，解放军在前线反击，常先生等在后面赶。看到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常先生常常激动万分，更激发了为战士们演唱的热情。
常先生在西藏培养了不少藏族学生，也注重对民间歌手的辅导。他在昌都采风时，听到一个名叫雍西的20多岁缝纫工歌唱得不错，便对她进行了指教，使雍西能到全国群众汇演的舞台上演唱。多年后常先生才知道雍西原来是当今流行音乐乐坛著名歌星韩红的母亲。常先生在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与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是此团的两个台柱，他们同时担任过此团的副团长和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文革”时，常先生还曾在自行车后面带过才旦卓玛到一些单位看大字报呢。常先生在西藏工作二十年，成绩卓著，随团出访过尼泊尔、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等国，多次得到自治区的奖掖，其中有自治区授予的一等先进工作者和三等功的荣誉。他个人也在西藏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果实。在他进藏两年后的1962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派到西藏一个医疗队，里面有一位名叫郑金香的女军医。常先生与她相识交往后相互在心里萌发了爱情的种子。医疗队完成任务返回上海时，这位上海姑娘因嫁给了常先生，而留了下来。如今夫妇俩虽年事已高，仍一如既往地相敬如宾、相濡以沫。
说起进藏工作二十年的感受，常先生不假思索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在西藏思想、工作、歌唱、教学等方面都很有收获，在藏族兄弟姐妹中间感到很亲切、很温馨，净化了我的心灵，使我的生活更充实。这二十年我没有虚度光阴，所学、所看得到的精神财富是我一辈子也享用不完的。”
在西藏二十年，因高原反应，工作辛劳，常先生生过17次大病，回上海4次住院治疗，但一等痊愈，他就立即返藏继续投入繁忙的工作。1980年9月他因病再次回上海诊治，不仅查出阑尾穿孔和腹膜炎，而且在大肠发现了癌细胞。才旦卓玛知道此事后，特地打电话给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国栋，请陈书记关照一下对常先生的医治。陈书记随即派人落实对常先生住院、手术等一系列医治的安排。成功的手术，精通医术的夫人郑金香的精心护理，加上常先生乐观的心态和积极配合，他很快得以大病痊愈，身体渐渐康复，但他已不能再回西藏工作，便被上音召回任教。
自此开始了常先生音乐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起初上音院长贺绿汀要调他到上音附中当校长，常先生要求还是搞业务。于是他到上音声乐系从事民族声乐教学，至1987年他又挑起了声乐系主任的重担，一干就是9年。除了团结、统筹、安排全系众多著名教授和教师的教学工作外，他也从未放弃在第一线履行教职的责任。常先生谦和淳厚，真诚待人，尊重同行，所以全系和谐协调，教学屡出成果，屡出人才。常先生把自己的歌唱实践经验和在西藏学到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修养，以及西欧科学发声方法和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特长，加以融会贯通，全运用到教学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多年来，常先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优秀学生，他们纷纷在歌唱领域创出佳绩。他们中有藏族的丹增和苍决卓玛、维吾尔族的肉孜•阿木提、回族的赵勇、蒙族的朝伦巴图和巴音布拉格、土家族的陈剑波、哈萨克族的那扎尔、傈僳族的阿普萨萨、汉族的赵艳和李涛等等。这些学生都是出自于常先生门下的优秀演唱和教学人才，并在不同的比赛中获得种种大奖。肉孜•阿木提获全国电视歌手大奖赛民族唱法金奖；丹增、赵夏和苍决卓玛获全国少数民族青年歌唱比赛金奖，那扎尔和朝伦巴图获同一比赛的银奖；朝伦巴图还获文化部主办的西部民歌大赛金奖。在各种比赛中获金奖的尚有巴音布拉格、赵艳、阿普萨萨等歌唱才俊。
常先生的教学成果累累，得到了多方面的肯定和葆奖，他获得过上音颁发的“教学成绩优秀奖”、上音科研成果“开拓奖”和上音的“院长奖”一等奖，两次被评为上音的优秀共产党员。他还写有《成功的道路——论才旦卓玛的歌唱艺术》、《藏族民歌及其演唱技巧》、《民族声乐的继承和发展》等一批学术论文，编著出版有附钢琴伴奏的《藏族歌曲声乐教学曲集》。由于在声乐演唱和教学中贡献突出，他被颁予国务院特殊津贴，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个人先进模范。
1999年65岁的常先生退休，但他退而不休，照样忙碌于声乐系的教学岗位，不断培养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至今80岁的他，每周仍要上20多节课，带10多个本科生和研究生，另外又应邀去河南、浙江、天津、新疆、广州等地讲学和当评委。为了保持充沛的精力，常先生除葆有乐天达观、平和无争的心情外，他每天早晨还在上音校园打太极拳，晚饭后在住家周边的马路散步。常先生要想在有生之年，竭尽所能、不遗余力地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音乐人才。他的愿望一定能实现。

忆郑石生友
杨宝智
惊闻郑石生瘁然去世的消息， 不敢相信。这么一个鲜活的形象，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呢？
回想1955年9月，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四年级学习的时候，文化部派来了第一位教小提琴的苏联专家米基强斯基。郑石生作为上海音乐学院最好的小提琴学生，被选派来中音跟苏联专家学习。刚好他在上音也是四年级，这样我和郑石生在一个班生活了两年。同时在专家班学习的，还有我们班的彭鼎新和从沈阳音乐学院选拔来的阎泰山。
当时，我们觉得郑石生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很高，在乐队课中，他被安排在首席的位置。有空的时候，叫他拉点什么，他都憨厚地笑一笑就拉给我们听了，一点没有架子；有什么演奏中的疑难问题问他，他都毫不保守地仔细回答我们。有一次他给我们拉正随专家上课的巴赫《a小调第二奏鸣曲》的赋格乐章，我至今都难忘。这首乐曲，当时中音还没有唱片，而其他同学中也没有人敢去“海”，只有他能拉，所以印象特别深。
两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学习汇报演出那一天，他除了独奏之外，还和米基强斯基精彩地合奏了亨德尔原作、哈佛孙改编的《帕萨卡里亚》（固定低音变奏曲）的二重奏，他拉小提琴和米基经斯基拉中提琴的情景，不论音响和他们的表情，过了五十几年，却仍如昨天一般清晰。
1957年9月之后，郑石生回上音，我被打成“右派分子”去了重庆，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在“文革”中，我在重庆参加了一个演出队，演出京剧《沙家浜》。演出队苦于没有总谱，就靠我用“样板团”演出的录音带记谱，边记谱边排练。谱记完了我也参加乐队拉琴。1967年12月，这个演出队又想排演京剧《智取威虎山》，就通过重庆“工总司”派遣五个人到上海学习《智取威虎山》。我与另两人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到上海交响乐团抄“革命交响乐”《智取威虎山》的总谱。期间，我抽空到衡山路2号郑石生的住地看望他，彼此叙旧，颇觉欢愉。那时“大洋古”他也不敢拉，比较低调，还说：“我站错了队。”
1978年3月原“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成员、上音管弦系副主任丁芷诺和支部书记刘品在郑石生的支持下，以“编教材”的名义，把我借调到上音管弦系。丁、刘到火车站接我时，本来郑石生要来的（因为只有他认得我），但是当天晚上他要开独奏音乐会，所以只好他们来了。晚上，我听完他的音乐会后，上台祝贺时问他：“像沙汉昆《牧歌》和黎国荃《渔舟唱晚》等程度很浅的、不能表现你水平的曲子，你拉它们干嘛？”他回答说：“独奏会不能每一首都很难很快，那样自己的肌肉受不了，要抽筋的。中间一定要有休息、缓冲的时候。此外不但我受不了，听众也被狂轰滥炸得受不了。所以，需要一些慢的曲子，快慢兼搭，合理调配，台上台下大家都好，你说是吗？”这番话给了我启发，后来我开独奏音乐会，以及我的学生开独奏会，我都适当地借鉴他这点经验。
在沪时我每次把编的一些教材向系领导汇报时，郑石生都提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到了学期末，我编了将近一个音乐会的小提琴曲目，作了一个总汇报。其中升降号较多的《关山月》、《宋词二首》等节奏缓慢的乐曲，上世纪80年代后郑石生在国内外开独奏会就作为保留曲目常常出现。他每次开完独奏会，都把这些节目单寄给我珍藏，有一次还把独奏会的录像带复制了一份送给我作为纪念。我真的很感谢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回到中音，司徒华城教授去世之后，我曾接替他教《弦乐艺术史》课。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上音管弦系又两次请我集中几个星期去给他们的研究生开这门课。有时上课，一部分老师也来听。郑石生对我说：“后面的我都清楚，主要是前面（十八世纪及以前的小提琴作曲家师承关系、流派和作品风格）不大清楚。”他便和学生坐在一起听课、作笔记。他那种求知若渴的态度使我十分感动。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退休回到香港，在我的高班校友叶惠康办的“叶氏音乐中心”里教两三个班。1999年郑石生在香港“荃湾大会堂”开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我们不但去捧场，还动员许多学生去听。那年，年近八十的斯特恩、吉特里斯等蜚声国际的大师都在香港开过音乐会，而郑石生的独奏会比起他们毫不逊色。2000年后，叶惠康每年寒暑假会请中音的林耀基和上音的郑石生到香港给学生们指导两三个星期，这样我和郑石生见面的机会就稍多一些。我曾经问他：“现在除了教学主要作什么？”他的回答是：“划弓法指法。有些拉了几十年，教了几十年的曲子，看到新的大师演奏音乐会之后，或有了新的体会，就想把弓法指法改一改。不断地拉，就是不断地否定自己的落后部分，就是有了新的进步。”
有一年，香港音乐事务处举办校际音乐比赛，请郑石生当评判。比赛结束后，我联系了比我早来香港十几年的阎泰山，和郑石生一起在铜锣湾吃了顿法国餐。他们两人说，自从1963年“上海之春”第一届全国小提琴演奏比赛之后，三十几年彼此就没见过面。回想那次比赛，郑石生众望所归，获得第一名；阎泰山差一点点，与彭鼎新、盛中华并列第二名。转眼两人已经年过花甲，又异地相逢，当然有说不完的琴坛掌故。饭后依依惜别，表情凝重。如今两人均已作古，不由得我感慨万千。
香港的小提琴学生中凡是要取得“叶氏中心”比赛证书的，必须要开一个独奏音乐会。音乐会的时间不能短，而内容往往要求比包括国内专业比赛的青年组一、二、三轮的全部曲目加起来还要多。在毕业音乐会中，郑石生经常被邀请来担任该生是否能通过的裁判和颁奖嘉宾。2007年，我的学生林子皓开完毕业音乐会，叶惠康用广东话在舞台上对听众发表一大篇演说。郑石生听不懂，就和我站在舞台后方交头接耳谈了很久，对我的教学和作品（林演奏了我的协奏曲《川江》和另一首小品），无论是优点和不足，都坦诚地指出，毫无顾忌地谈了他的意见。这是我们作为老同学最后一次深谈了。

他是一个未被遗忘的人
何 畏
一个经历了不少艰辛和坎坷，刚从风雨中走过来的人；一个正当音乐创作处于旺盛时期的人，却因长年积劳，突患重病，于1998年1月悄悄离开我们而去。他，就是我在上海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的同学李明云。
我之所以不忘李明云，是因为我们之间有难以说清的缘分，有许多相似遭遇。记得1953-1954年期间，在他进上音附中前后，也不知怎么会找到我。当时我刚离开还在江湾的国立上海音专，在某校任音乐教师。他要我帮他上一些和声及歌曲旋法等作曲方面的课程。那时我还兼职于工人夜校及虹口区俱乐部合唱指挥。李明云无论在听课或观摩演出时都聚精会神地记笔记，课余时还谈论有关戏曲音乐、话剧配音等问题。因为我曾参加过话剧的演艺工作，为越剧、沪剧配过音乐（这是我的启蒙老师——作曲家刘如曾先生带引我走过的一段路程。在刘先生的帮助下，我得以考入国立上海音专）。所以他与我走得很近，我们成了好同学、好朋友。李明云非常聪敏，肯学、反应快，我被审查，他也被划为“有问题的”学生被调往黑龙江佳木斯“二中”任音乐教师。自此我们再也没有联系。
后来的某天，他竟从哈尔滨带来两包大豆粉到上海看我，说是给我营养营养。我这才知道他在哈尔滨艺术师范学院（后来合并为哈尔滨艺术学院）担任教学工作，并积极参与创作，为第一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写出了一批音乐作品。
“文革”中的1968年，他被定性“右派”下放到家乡温州，在一个地区政府机关里从事文化宣传。虽然生活极为困苦，但他仍不放弃音乐创作。他的一首歌曲《井冈翠竹》在当时就影响了一大片。10年后，贺绿汀院长提出要为李明云这批人平反。他才有机会离开温州，转到杭州歌舞团创作组。尽管杭州歌舞团一直没有为他解决编制问题，他还是以自己智慧和不懈努力，开拓出一个展示才干的平台——他创作的歌剧《秋海棠》博得了人们的赞许。
接着在他夫人洪韵玉协助下，他转到浙江电视台进了音乐创作组工作。他写了电视剧《盈盈一水间》中的五首插曲之一《忆江南》，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记得我和他为邀请女高音歌唱家朱逢博录此歌，曾一起赶写了乐队总谱。
电视剧《鲁迅》全部音乐创作，是他和钱同敏（钱仁康教授的儿子）合作最好的一部。他不仅为电视剧小品，诸如《饯行酒》、《蜜月从现在开始》写音乐，还写了不少青少年爱唱的歌曲《敬礼国旗》、《花的国土》等，均受到各地出版社的支持和奖励。1991年，在建党70周年之时，他创作了向党献礼的大型合唱曲。李明云后来被选为浙江省音协理事。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是敬业，为人诚恳，公正坦荡，不图虚名，生命不止，创作不懈。他每写一首作品总邀我去磋商，交换意见（至今还有少许遗作在我处保留着）。
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一次我和他在西子湖畔，他叙述了自己经历的苦难和感受，不时提起恩师钱仁康、丁善德、桑桐、沈天真教授们对他的教导。他很孝敬父母。当年月薪只有53元的他每月都要寄给母亲25元。1981年他和小洪结婚时，除了8箱书籍外，就只有手上的手表作为一个小家庭的全部财产了。当他拥有了可爱的女儿李雁南，历经沧桑的李明云已50岁。
李明云离世16年了，追忆他历尽坎坷，勤奋创作，又不乏光彩的66年生涯，我一个88岁的老人为之不胜感慨，思绪万千！我深感他是一个未被遗忘的人。

讣 告
中共党员、上海音乐家协会会员、原上海音乐厅经理赵景昂同志，因病于2014年1月2日逝世，享年82岁。他早年加入新安旅行团；解放后，历任上海歌剧院歌舞团副团长及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文化局音舞组临时负责人、《舞台与观众》报编委、副主编。1985年1月他被调往上海音乐厅任经理直至离休。他曾在《世纪诗词大典》等多本书籍杂志中发表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