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民族乐团赴京亮相
王琪舒
去年12月15日上午，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内人头攒动，由上海飞云民族乐团与中央民族乐团108位演奏家联袂举办的《乐在民中》专场在此奏响。音乐会由民乐指挥大家、飞云民族乐团艺术总监夏飞云执棒。
融贯中西、极富经验的指挥家夏飞云不仅精通各种传统民间音乐、戏曲音乐，同时善于演绎优秀的民乐新作推向观众。本场音乐会中，无论是《夜深沉》、《龙腾虎跃》这样由传统京剧曲牌和锣鼓音乐改编的经典作品，还是诸如近年来作为中央民族乐团保留曲目的《丝绸之路》、《火车托卡塔》等新作，或是《庆典序曲》、《飞天》等经典民乐合奏作品，经过夏飞云的独到处理，均呈现出风格浓厚、气韵生动、张弛有度的“夏版民乐”特点。
本次音乐会的另一个亮点是来自飞云民族乐团的两位管乐演奏家为北京观众献上的精彩独奏。著名笙演奏家翁镇发颇有艺术造诣，也是37簧笙的研制者之一，虽年逾60却宝刀不老，《小河淌水》和《凤凰展翅》两首笙独奏清吹尽显功力。著名唢呐演奏家左翼伟曾在多个专业乐团担任独奏家，具有山东戏曲特色的唢呐协奏曲《梁山随想》，被他演奏得流畅洒脱、极富感染力，赢得了满堂喝彩。
当演出最后一个音符响彻音乐厅时，全场观众纷纷起立鼓掌，久久不能平息，仍然沉浸在动人心弦的音乐之中。莅临现场观摩的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副会长王书伟、秘书长刘峪升及民管会老领导张殿英等都对两个乐团的合作演出褒赏有加，纷纷赞叹“飞云民族乐团果然是个训练有素，颇具专业水准的乐团”。
飞云民族乐团经多年酝酿，成立仅年余。2012年4月初，在夏飞云、翁镇发等艺术家的发起下，在上音附中安师实验中学的支持下，此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当前唯一一支自发建立的大型民族管弦乐团，夏飞云先生任团长兼艺术总监并执棒，同时汇集了一批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演奏家、教育家，以及来自专业音乐团体与专业院校的退休艺术家和中青年才俊，可谓精英荟萃，高手云集。他们都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夏飞云向北京同行介绍说：“我们的团员利用宝贵的业余时间坚持每周排练一次，风雨无阻。大家没有任何报酬，连路费和演出服都自掏腰包。但大家凭着一腔热情，不计名利、不畏艰苦地为民族音乐的发展贡献力量！”这番话，令在场的中央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们用热烈的掌声表示了对飞云民族乐团团员的敬意和赞赏。
经过成立后大半年的磨合，飞云民族乐团于去年新年伊始在贺绿汀音乐厅成功举办了首场专场音乐会，赢得了业内外人士的广泛认可。此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德高望重的老会长朴东生得知了飞云民族乐团成立之事，并观看了首场音乐会录像。他深受感动，马上联系了中央民族乐团席强团长，希望能由中央民族乐团出面邀请飞云民族乐团到北京演出，并最终促成了两个乐团在国家大剧院共同举办这场音乐会。
如今，飞云民族乐团几经磨砺后，正致力于传承、传播中国近现代民族音乐经典作品；致力于扶持、提携年轻的音乐表演人才；积极投身于慈善、教育等公益活动；促进和推广民乐的建设与普及，力争成为一流的民族乐团。诚如团长夏飞云所说：“虽然我们不是专业乐团，但我们的演奏水准要逐渐向专业乐团看齐，甚至要比专业乐团做得更好！”

我的管风琴之梦
邱唯真
第一次了解管风琴是在1987年3月8日，在国际礼拜堂，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姊妹周路德（她也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教师），为我单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管风琴启蒙。那天，我懂得了管风琴是靠管子发音，小的管子高1米左右，大的管子可以有好几米高，是和教堂建筑结合在一起的。周老师还弹奏了各时期的管风琴作品，告诉我，尽管国际礼拜堂这台琴有脚键盘，有两层手键盘，但却不是管子发声，只是电子琴。那之后，我就有了管风琴之梦，梦想有一天，我能自己弹奏管风琴，带着这梦想我度过四十岁、五十岁，眼看就要奔进六十步入老年了。
年轻可以是一种心态、一种性格、一种生活方式，当年轻表现在思想和精神上时，与生理年龄并无太大的关系。这种想法使我在退休后申请去德国学习宗教音乐。2010年9月至2011年7月，通过两个学期在德国萨克森州立教会音乐学院的学习，我对宗教（基督教）音乐的专业课程，在对德国音乐文化、社会历史等都有了较深的了解，收获很大。
在课程中我最感兴趣和最想学习的当然就是管风琴。因为在中国，至1949年后以来各个音乐院校几乎是没有管风琴专业和课程，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教学曾经有过的管风琴也都毁于“文革”。但是管风琴是乐器之王，有极强的音乐表现力，这个巨大的乐器是同音响科学和建筑科学相结合的。管风琴的音乐作品虽然大部分是表现宗教生活的，但也属于全人类宝贵的音乐财富。令人鼓舞的是，改革开放后，北京音乐厅于1991年建起了第一架管风琴。2000年以来，上海、深圳、青岛、天津、杭州、武汉都建起了管风琴，目前许多城市正在建或拟建，因为这个乐器之王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形象和文化等级。我想在这个大环境下，管风琴音乐和演奏将在中国得到发展，这也是我最有兴趣和最想学习管风琴的动力之一。
我是幸运的，萨克森州立教会音乐学院为我安排的老师是德国著名管风琴教育家Von Einsiedel，这位出身在文化名城——魏玛（Weimar），有着贵族血统的老师待我很友好。当她知道我今后要在中国介绍管风琴后，就为我单独制定了教学计划。第一个学期，她着重于管风琴的基础知识介绍和弹奏技能的基本训练。我们是全部用德语上课，由于管风琴在中国没有专业和课程，也没有介绍的书籍，许多单词德汉字典上查不到。为此，老师非常耐心，不断解释、打着比方，甚至画图来让我了解管风琴各部分的功能作用。德国学生的个人课每次是一小时，而我的个人课每次老师都延长到两小时甚至三个小时。这是为了让我能理解内容，我知道这样的延长时间是不会计算在老师的工作量和课时费用里的。第二学期除了继续练习弹奏音乐曲目外，Von Einsiedel女士每一周都变换一次上课的地点，让我尽可能多地接触各种各样的管风琴。世界上的管风琴是同教堂或音乐厅的建筑一起建造的，所以没有完全相同的。我们学院座落在萨克森州的州府——德累斯顿（Dresden），所以，第二学期的上课方式，使我对这个城市的主要的管风琴都有了认识了解。这个城市被认为易北河的佛罗伦萨，曾有许多著名音乐家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每一架管风琴的背后都有着独特的历史故事。
例如德累斯顿城市标志性建筑——圣母教堂，曾经有着德国著名品牌管风琴Silbermann，巴赫曾在这里弹奏过这架名琴，可惜这座教堂连同Silbermann管风琴全都毁于二战的炮火。1999年一位市民向政府建议重建圣母教堂，将它作为和平的象征，屹立在易北河畔。建议得到了落实，圣母教堂重建工程启动。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者尽可能地使用原来的旧砖瓦。那些个断砖碎瓦的拼接建造，耗费了许多人力物力，终于在2006年完工。令人遗憾的是Silbermann管风琴制造家族已后继无人，于是，一架全新的管风琴替代了原来的名琴。每当我在圣母教堂中聆听Von Einsiedel老师的管风琴演奏时；每当我抚摸那被战争炮火熏黑又重新建起的墙面、抬头仰望教学的大圆顶时，每当我沿着巴赫曾经走过的石板楼梯一级级盘旋而上、坐到那里的管风琴旁上课时，心里总会有感动，我从圣母教堂的重建中感觉到了人类从未停止的、追求和平的脚步，这就是让我感动的声音。
两个学期的期末，我都参加了老师自己组织的学生管风琴演奏交流会。特别是第二学期末，老师要我弹一曲中国的作品，她在中国的赞美诗中挑选了《献上和平祷声》让我练。中国的曲目其实很难弹，因为和声语言和欧洲有些不同，老师专门进行弹奏示范，这位并不了解中国音乐的德国老师为了指导我，自己一遍遍地弹奏这首中国曲子，真是难能可贵。最使我难忘的是老师的一番话：“邱，你要多弹中国的曲子，这对于你很重要，我希望你回到中国能用到我教给你的知识。”她的话语和她的行为激励我克服困难坚持练习，直至她满意。随后老师进一步要求我，在最后考试的四首曲目中要有这首中国曲子。这时离考试只有两周时间了，压力真大。好在我在国内的职业是音乐教师，积累了一些演出经验。我想，考试就是一次演出，弹好中国乐曲，就是一次宣传中国音乐、一次文化交流的机会。熟能生巧，艺高者胆大，咬紧牙关多练习才能考出好成绩。考试那天，四首曲目中的一、二、四是不同时期的德国作品，《献上和平祷声》是考试曲目的第三首，当这完全不同于德国音乐风格的中国音乐元素，从我弹奏的管风琴中回荡在作为考场的教堂时，我心里涌动着爱的激流。弹奏完毕，三位评分老师全部起立鼓掌。我不是学生中考得最好的人，我很清楚，这掌声是认可了中国赞美诗用管风琴表现，这掌声是同中国音乐元素的“为和平祈祷”产生了共鸣。
回到上海我又有了新的管风琴之梦：我要向同胞们介绍管风琴和管风琴音乐；我想建立一个管风琴社团；想同香港、台湾的管风琴协会进行交流；我想请我的德国老师来上海演奏管风琴……我真希望在徐汇区实现这些梦想，因为在这里，能将西方文化引进、融入、本土化地为我所用，并辐射到全市全国。徐汇区有中国最早的学校、医院、图书馆、教堂，中国的电影和唱片在这里发展，土山湾画馆在这里诞生，学堂乐歌从这里唱开。那么，管风琴能否在这片土地上成为文化发展的新亮点呢？我将期待，Von Einsiedel老师告诉过我,国际管风琴学术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她在学术会上同香港、台湾的同行们有过很好的交流，但从没有中国大陆的人参加过。这不是令我高兴的信息。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在国际管风琴的会议上，围绕着乐器之王，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声音。中国的民族曲目能用管风琴演奏，世界也将会为之鼓掌，那才是我真正圆梦的日子，是我的节日！
（作者系市二中学教师、基督教国际礼拜堂堂务委员会常委）

唱歌这乐子
丁言仪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常会把自己认为漂亮的被面、床单围在身上当演出服，把爸妈的大床当舞台，把弟妹、表妹及弄堂里的玩伴聚集起来当观众，于是我便大喊大叫，扭揑造作，把听来的、看来的模仿一气，快乐了自己，也快乐了一群。进入小学后，我成为了合唱团一员，一次吴振华老师排练《太行山上》，由于低声部的演唱老走音，于是把我从高声部调到低声部，成为低声部的中流砥柱，并荣幸地担任了另一首歌的领唱，正尔八经地去上海广播电台录了音，那可真叫我心里乐得呀！进了初中，我唱歌兴趣不改，看到一出少儿歌舞剧本，便邀同班同学李佩莺一起自导自演，在迎新联欢会上一展歌喉，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赏，真是开心！
进入上音附中后，但凡要开口唱的课，我都特别感兴趣，诸如戏曲课、民歌课、视唱练耳课等，因为这些课可延续我唱歌的爱好。在迎新晚会上我扮演过越剧《梁祝》中的祝英台，沪剧《星星之火》中的小珍子……
升入本科后，系里新开了弹唱课，由张怀粤为组长，张念冰、潘慧珠、周静梅和我组成了弹唱组。后由于两张毕业，周静梅进修期满返原单位，我接任组长，并补充了闵惠芬、孙孟光及进修生郭兆甄，组成新一轮的女声弹唱组。何谓弹唱？即自弹自唱，这种专业在高等音乐学府中可说是首开先河，在这里要感谢当时的民乐系系主任金村田先生！这种边弹边唱的形式，我认为可培养学生多声部概念，是训练音准节奏的好方法之一，增进相互的配合和协调，有利于音乐的表现。我从中得益匪浅，为日后与二胡伴奏及合奏、重奏打下了基础，我把弹唱形式运用到教学中，写成扬琴曲收进了我编写的《青少年学扬琴》及《儿童扬琴启蒙》两书中，以激发少儿学扬琴的兴趣。当时为了提高我们的演唱水平，系里还安排我们上声乐副科，是个别课的形式。我曾跟温可铮、魏秀娥、鞠秀芳、高思聪等老师学声乐，使我知道了何为声乐。可惜的是我的声乐学习因“文革”风暴而嘎然终止。记得那天上午是温先生为我练声。我唱到了be3，唱的是《长征组歌》中的“过雪山草地”，调定得很高，我竟然轻松地唱完。下课后听说楼下202教室有人贴贺绿汀院长的大字报，自此上音的“文革”开始！于是写大字报替代了做作业，批斗会替代了专业课，全院上下全无乐声。
我的歌声经过了短暂的寂静后，随着全国上下“一片红”的歌声而再次响起。我和昭妹在家中吼唱八个京剧样板戏中各个角色的唱段，凭着我在两年声乐副科中学到的丁点方法，随心所欲地演唱陶醉在各唱段中。钢琴伴唱《红灯记》的诞生和为毛主席诗词谱曲的流传，使上音重又响起钢琴声、歌唱声，其中《卜算子•咏梅》的优美旋律，我是从闵惠芬弹的钢琴伴奏中欣赏到的。我们这批学器乐的学生，终于又找到了接续音乐的梦想，我的唱歌爱好得以继续。
1972年，随着复课闹革命的提出，潘慧珠把民乐系及附中民乐专业的同学闵惠芬、王昌元、顾惠曼、浦琦璋、金振瑶、庞波儿、王铮、林元京、章循三、郑玉华、赵雅美及后进来的李康南和民乐团的杨家佩聚集起来成立了第三轮女声弹唱组（其中人员有先后进出），还以这无可替代的表演形式，随上海乐团的交响乐《智取威虎山》剧组赴京集训，为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美国黑格将军、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夫人及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演唱，真没想到学器乐的我因爱好唱歌能堂而皇之地登上国家级舞台演出！在上海乐团的合唱队里，我们不属声乐演员，我们的本行是民族器乐演奏，因此常会肆无忌惮地飚高音，我和浦琦璋组成三度音程哼唱音阶，直扑小字三组爬高音。这下可吓坏了合唱队的专业声乐演员，他们劝阻我们，怕我们把嗓子玩坏，但我们还是经常乐此不疲！
上海乐团的领导为提高女声弹唱组的声乐水平，特为我们请了一位了不起的声乐老师——郑兴丽，她是我国第一批留苏的歌唱家，也是我国第一位饰演《蝴蝶夫人》女主角巧巧桑的歌剧演员。在郑老师的指教下，弹唱组的声音统一了，张力提高了，音色圆润了。虽然郑老师已远行，但她的音容笑貌将永存我们的心里！
“文革”结束，我被调入上海民族乐团，唯一和唱歌搭点界的事，就是为声乐演员伴奏。虽然我不再在舞台上唱歌，但为他们伴奏，也是我欣赏声乐的大好时机啊！
退休后我除教孩子们学扬琴外，业余又重拾唱歌的爱好。我在徐汇区老干部大学重逢上音学姐童璇莉，她在那儿教声乐，文姐、昭妹也在她的班上。于是我和声乐班上的同学，因共同的兴趣爱好成为歌友，每周有空就会去歌厅唱歌。卡拉OK这玩意儿，最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听郭敏清去日本演出回来告诉我的，当时感到很新奇，没想到现时卡拉OK已成为中国老百姓最普及的娱乐活动之一。在歌厅里，我与歌友们重唱、对唱、合唱，甚至载歌载舞，其乐无穷。一次，我先生偶然点到周璇唱的《讨厌的早晨》，看着屏幕上年轻漂亮的周璇，唱着轻松活泼的旋律，诉说着生活在如同《七十二家房客》中的环境之无奈：“糞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前门叫卖糖，后门叫卖米……煤球烟熏得眼昏迷，这是厨房里的开锣戏。旧被面飘扬象国旗，这是晒台上的开幕礼……”能在歌厅观赏到宝贵的音像资料，实在出乎意料！虽然画面不够清晰，音质不够淳厚，但这是上海三、四十年代的真实写照。一次我到华东医院看望老爸丁景唐，与他谈到这首《讨厌的早晨》他的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有首歌叫《可爱的早晨》。”嘿！这两首歌会不会是互相对应的“姐妹篇”？我找来了《可爱的早晨》的歌词，果不其然，还蛮有意思的：“这里的早晨真自在，这里的早晨真可爱，听不见卖米也听不见卖菜……看不见煤烟，也看不见晒台……把烦恼和悲哀都抛在九霄云外。”再查作者，两首歌词同为李隽青所作。他是位多产作家，为好多电影插曲作词，写了《真善美》、《蔷薇处处开》、《夜半歌声》、《月儿弯弯照九洲》、《玫瑰玫瑰我爱你》、《给我一个吻》等等。两首歌的曲作者分别是大名鼎鼎的黎锦光（笔名李七牛）和陈歌辛（笔名陈昌寿）。哇，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唱卡拉OK竟然学到了音乐史！
卡拉OK曲库里还有许多外语歌曲，我便跟着先生唱起了英语歌曲，希望重温二、三十年前学过的三斧头英语，来个活到老，学到老！
在童璇莉教歌的班上，歌友们在歌声中增进了解和友情，每月我们都会为过生日的朋友献歌祝福。一次班长余喆在唱《烛光里的妈妈》时，按捺不住思母的情感，边唱边流泪。在座的女歌友们纷纷泪水满眶，何兆坤先生也不时擦去眼中的泪水。事后我问余喆：何先生何以如此动容？方知何先生的独子是优秀的交大硕士生，英年离世，故因歌生情，因情而泣。为帮何先生摆脱失子之痛，他夫人章觉梅替他报名参加这个声乐班。夫妇俩都来到这快乐的群体，找到了兴趣相投的朋友，逐渐走出了丧子的心理阴影，心情逐渐开朗。余喆去加拿大探望女儿一家，不久她便不顾女儿、外甥的极力挽留，执意返回上海。她说那里没有歌声、琴声和歌友，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体弱多病的叶文雅的先生怕她老呆在家里，对健康不利，就催促她出来唱歌会友，以唱歌的愉快，来增强身体的健康。陈汉民说起与夫人纪萍的姻缘，不无自豪地说：“阿拉格老婆就是我从歌声里寻得来咯。”原来，纪萍出身于京剧票友世家，有副好嗓子，年轻时很漂亮，惹得爱唱歌的陈汉民追求不休，感动了纪萍及其父母。看，歌声终于成就了这段美满的姻缘！
歌友们在歌声里找到了爱，寻到了情；在歌声里互相帮助，彼此关心。我生病住院动手术时，歌友余喆、张金兰、徐立、芮海恋、林婕等纷纷带着美味佳肴，冒着酷暑骑车来探望我。出院时歌友王敬毅、傅维国则开着新买的轿车接我回家，还替我准备了午饭……我从歌友们的关爱中感到了温暖和幸福！
我很享受唱歌这乐子！老年朋友们让我们都来大声唱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