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唱百年 合唱大师百岁

——贺恩师马革顺先生百岁华诞
赵家圭
百年前,我国著名思想家、艺术家、教育家李叔同刚从国外学成归来时，在杭州西湖边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合唱曲——《春游》。这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一首合唱曲，并首次发表在当时作者所在的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创办的《白杨》杂志的创刊号上。今年5月21日中国文联和中国音协在国家大剧院联合举办了《中国合唱100周年》纪念音乐会。音乐会上演唱了包括《春游》在内的我国各历史时期代表性的优秀合唱作品。巧哉！今年正巧是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指挥家马革顺先生百岁华诞，在中国创作出了第一首合唱曲的同时，也降生了一位合唱大师！
1960年9月，我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合唱指挥专业学习，担任我主科指挥法的杨秀娟老师兴奋地告诉我：你很幸运，今年上音受市文化局委托，挑选一批有音乐天赋的中学生就读在院里办的合唱、管弦、歌剧三个三年制的大专班，系里的马革顺先生负责合唱班的教学和训练。她还用认真的口气说：“你若无其他课冲突的话，一定要去听马先生执教合唱班的课。这对合唱指挥来讲，是最好的学习。”当时，徐武冠（61届）、尤家铮（63届）、曹鑫龙（64届）等几位师兄、师姐也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听排练对提高指挥水平相当重要。就这样，我一周三次去听马先生为合唱班上课、排练。听了整整三年，直至合唱班举办了毕业音乐会。
合唱班上课，不仅合唱指挥专业的同学全部去听，连指挥系的干部进修班以及乐队指挥专业的，如福州军区文工团的黄振中、内蒙古歌舞团的莫日格吉勒图、福建省歌舞团的陈正福，以及工农班的刘玉成等同学，也都尽量去听马先生的合唱课。马先生对指挥系来听课的同学十分关心。凡来听课的都发谱子，多次提醒我们听课一定要带谱子，看谱子。现在的学生恐怕不会知道，在上世纪60年代，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纸张供应相当紧张，我们拿到的油印谱子，蜡黄灰黑，而且粗糙而凸凹不平，有时音符也不太容易辨认。一次大师兄吕蜀中（著名指挥家吕嘉的父亲）因临时调课，不能来听，要我帮他代领一份谱子，这使合唱班负责发谱子的课代表十分为难，最后是马先生开了“金口”，才让我代领了一份。整整三年，百余首合唱作品，几百页谱子我一直珍藏着，上面还有密麻麻地记录着马先生排练时对作品的要求，去听课的同学几乎都记笔记。可惜在“文革”中，我的这些谱子被“破四旧”了。
在合唱班上的第一堂课，我印象极为深刻。开始上课时，马先生什么话都没讲，就在黑板上端庄、遒劲地写了：“共性 谐和”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言简意赅，简明扼要地点出了属于音乐范畴的合唱艺术的特点、性质、要求、理念。这四个刚毅有力的大字不仅深深地嵌在黑板上，也一直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三年合唱课，马先生板书不多，加起来估计不会超过100字，但“激起”，“协调”，“均衡”，“色调”，“音素”，“四呼五音”，“归韵”……这些板书，提纲挈领。也是马先生对我们的要求：不论是合唱训练，还是合唱作品的排练，都要尽心竭力，百折不挠，坚持不渝，孜孜追求目标。
进入指挥系，我先后师从杨秀娟（预科、一年级。杨秀娟先生也是“马门子弟”，是马先生培养的第一位女指挥，毕业后留校任教）、马革顺（二年级至五年级）两位老师学习合唱指挥法，大四、大五同时跟黄晓同先生学习乐队指挥。三位老师在指挥法上，要求极为严格，甚至可以说到了苛刻的程度：“拍点清晰，图示规范”，绝对不让你有一点多余的指挥动作。在指挥技巧上，他们要求做到“用最小的指挥动作，达到最大的艺术效果”；在表现音乐时，指挥要力求做到“准确，节约，美观”。既不要机械的“广播体操”式的打拍，更不能有群魔乱舞“花哨”式的动作。在课堂上我指挥两位高水平的艺术辅导老师，在钢琴上分别弹奏合唱部分和伴奏部分。当时，我与吕蜀中、王耀华、陈燮阳等三位师兄同住一室。他们感慨地告诉我：你指挥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乐队”和“合唱队”。因为绝对不会有音准问题，加上周路得副教授等一批经验丰富的艺术辅导老师，在你指挥时速度快了，会“拉你一下”；速度慢了，会“推你一把”。哪个声部该进入时，即使你的“点子”不太清楚，也照样会准确进入，所以他们都很羡慕合唱指挥专业的同学。在马先生训练的合唱班上，我能听到具体的、实际的排练要求，获益不浅。
三年里，对我这样刚进入合唱艺术大门的学生来讲，不仅了解了一大批合唱作品，更重要的听到了这些经典作品的真实的合唱效果，以及要达到这些准确、和谐效果时的办法和手段。此期间，马先生在合唱班上排练了百余首作品。
作为合唱艺术，能否唱好赋格、卡农等复调作品，是衡量一个合唱团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复调作品大部分又是宗教题材。为了提高合唱班的水平，为了合唱事业，马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政治空气还较宽松的情况下，大胆谨慎而负责任地精心挑选了亨德尔的《春天来临》和《哈里路亚》、勃拉姆斯的《命运之歌》等有代表性的宗教题材的经典合唱进行训练。
三年级起，我与曹鑫龙同住一宿舍，平时“马门子弟”们经常来宿舍聊天，谈及马先生合唱班的上课，都认为：“马先生太不容易了！在选用教材上是相当认真的、有效的。”事后知道，当时“上面”曾委派“眼线”，安排专人“关心”马先生的合唱课，看看这位“摘帽右派”是否在课上“放毒”？是否用“封、资、修”的作品去“毒害”青年？（马革顺教授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分子”，1960年摘帽。）
经马先生训练三年的合唱班，1963年毕业后，全部被分配到原上海合唱团（1978年改为上海乐团合唱团，1998年至今为上海歌剧院合唱团）。50年来，合唱班及受其影响的后进者，一直是合唱团乃至本市多个合唱团中的中流砥柱。
1964年马先生应邀指挥上海合唱团赴北方巡回演出。在天津，时任市音协主席、被誉为中国第二国歌《歌唱祖国》的著名作曲家王莘在听了马先生指挥的首场演出后惊呼：“毕竟是大上海，有那么好的合唱团，我闭着眼睛也能听到演唱中每一个清晰的咬字。”
马先生指挥上海合唱团排演了许多中外名作。从丁善德的单乐章大合唱《黄浦江颂》到北京军区的《长征组歌》，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欢乐颂》到近现代派作曲家巴托克、柯达伊的无伴奏合唱等等。马先生的指挥和上海合唱团的演唱都得到了中国合唱指挥泰斗严良堃和法国指挥家让•皮里松等一大批国内外指挥家的极高评价。
在排练宗教题材的合唱作品时，马先生为能使教学顺利进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总是公开强调选择这些作品是为了“合唱训练”。但在后来的“文革”中也还是受到了荒唐的批判，诬陷他排练亨德尔的《春天来临》，“是配合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
我很幸运，大二时系里专为合唱指挥的学生开了一门专业课，由马先生教授“合唱学”。教材就是马先生的重要著作《合唱学》一书。来上课的都是系里合唱指挥专业的学生，估计上面没有安排“眼线”，这比起合唱班的上课要放松多了。马先生从“老祖宗”讲起，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改革讲到意大利作曲家帕里斯特里那……从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浪漫等时期讲到近现代作品。每次上课都准备得相当充分。讲到哪个时期必有唱片、录音等音响资料或乐谱资料，或在钢琴上弹奏……给我们听，给我们看，以深入领会他讲课的内容。
除每周上两节指挥法外，二、三、四年级，系里曾安排我每周日下午去市工人文化宫辅导“红孩子合唱团”。马先生则不定期来听我排练，每次来，他怕我紧张，总是悄悄地坐在门口，直到排练结束才上前来向我说出排练中的问题或建议。为了学生指挥水平的提高，马先生不管酷暑还是严寒，总是风尘仆仆骑着一辆“老坦克”自行车，从武定路的家中到西藏中路的市宫，看我排练，这对我提高排练效率和积累排练经验帮助很大。
在马先生指导下，我较好地完成了合唱班的训练和指挥系的“合唱学”，以及外出指挥实践等学业，使我较为系统、完整、全面地学习和熟悉了合唱艺术。
“有师法者，人之宝也；无师无法者，人之大殃也。”（战国 荀况）我非常荣幸能有马先生这样学识渊博的老师解惑授业。更使我感动的是在我担任上海乐团指挥后，马先生仍旧一如既往，有求必应。1994年成立“上海乐团好小囡少儿合唱团”，我担任团长兼指挥。某日去马先生家中要一些童声合唱的乐谱，马先生竟然翻箱倒柜，还亲自站在椅子上从柜顶抖抖颤颤地抱下一大摞谱子，对我说：“随便拿，随便挑。”我不忍心麻烦年逾80的恩师如此费力，想自己寻找。他却说：“必须我自己拿，你不知道在哪里。”他不时向我推荐“这首不错”，“这首试试”……好小囡成立至今已经20年了，在建团初期，我不时请马先生来指导性地排练巴赫、海顿的作品。他总是毫不思索地应允：“不要担心我身体，我就是喜欢排练，一排练什么病都不会有了。” 马先生这种为学生殚精竭虑的精神令我终身难忘！
1999年10月23日应上海大剧院邀请，“好小囡”与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大剧院交响乐团、合唱团一起，在沪同台首演马勒的《d小调第三交响曲》。被誉为“指挥沙皇”的马林斯基大剧院艺术总监捷杰耶夫，演出后高度评价“好小囡”合唱水平，并在童声合唱的乐谱上，高兴地写下了赞扬的 “Bravo”！ “好小囡”的成功演出无不与马先生打下的良好基础有关。
更使我难忘的是2002年秋，应成立于1901年的德国 “汉堡1901警官合唱团”邀请，由我担任特邀指挥的“上海检察官合唱团”赴德国进行成功的访问演出。“人有师法而知，则速通。”（战国 荀况）这次出访的成功演出，马先生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特别是此次出访排练后期，马先生不顾年事已高，应邀前来为我“精加工”排练，每次一排就是两个小时，尤其是使此团对亨德尔和莫扎特的两首《哈里路亚》演唱风格的把握，起了重要的“把关”作用。在出访前审查后，马先生只作了“没什么大问题”的礼节性发言，事后对我指出中国作品中的个别咬字及一些作品艺术处理上的细节， “有时间就改一下。”
审查通过后，应无锡市山河合唱团的邀请，市检察官合唱团前去进行热身演出。我邀请马先生与夫人薛老师同行，请马先生在音乐会最后能指挥亨德尔的《哈里路亚》压台。无锡方面也热情邀请马先生能作彰显大师风采的示范指挥。只见90高龄的马先生站在台上，娴熟而潇洒地把亨德尔这首雄壮虔诚而充满活力的颂歌指挥得一气呵成，充满激情。
2006年3月和次年10月，我又分别应邀任浦东新区公务员合唱团与上海法官合唱团特聘指挥，两次到德国指挥演出。每次出访我都得到了马先生的具体指导和热情鼓励，致使我的指挥和出访合唱团的演唱，均得到了德国专业人士和当地听众的高度评价，我还被弗莱堡市长授予荣誉证书。
大师级的合唱指挥马先生教育有方，桃李盈门，他教学的成功模式不断地在“马门子弟”中扩大、“复制”、薪火传承。同时马先生也是一位慈祥风趣、平易近人的长者。记得在学生时代我最难忘的一次聚会是1963年初夏，时值师兄吕蜀中毕业，马先生请我们六位“马门弟子”到他家中聚餐——吃饺子，也算是欢送吕蜀中。那是经济困难时期，据知，当天马先生为了让我们能吃到新鲜的韭菜饺子，特地起了个大早，赶到江湾五角场附近的自由市场，花了高价买了国营菜场不可能有的韭菜。更令我们感动的是马先生拿出全家三口两个月的肉票。（当时不分老少，每人每月凭发的“猪肉票”，只可购半斤猪肉。）因粮食也是凭票限量供应，故我们每人交给马先生半斤粮票。（那时大学生定粮每月30斤，教师不分大中小学，每月26斤。）那天吕蜀中带了爱人——周小燕先生的高足、也是应届毕业生的陈丽芬（当时属于已“敲定”的女朋友，后毕业分配到广州军区任首席独唱演员）和我们一起，和面、擀皮、拌馅。趁在煤球炉上慢慢煮饺子时，师弟、师妹一起“起哄”要这位指挥系的“准媳妇”表演“节目”，她怎么也不肯。马先生说她第一次来我家你们不要“欺生”，并出“高招”对陈丽芬说：“我们一起表演，你模仿我的声音吧！”
马：do mi so mi do ……/陈：do mi so mi do ……/马：小狗叫：汪、汪、汪/陈：汪、汪、汪/马：母鸡叫：咯、咯、咯/陈：咯、咯、咯。
然后马先生说请站起来……这时在陈丽芬坐的沙发上，马先生的女儿马淑慧竟然拿出一个硕大的鸡蛋（木制的假鸡蛋）。陈丽芬微红着脸和大家一起哄笑起来。我们都不知道马先生是什么时候把“鸡蛋”放在沙发上的。马先生随着和我们边吃饺子边谈笑风生，青春气息在马先生家中回荡。师生们一起聊合唱，讲事业，谈梦想……这是个欢乐的聚会。可惜的是去年师兄曹鑫龙已在美国去世，这样的聚首再也不可能了，但它始终会留在我美好的记忆里。
今年12月16日在上海大剧院，将由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家协会等举办“庆贺马革顺教授百岁华诞的音乐会”，届时他将登台指挥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和交响乐团演唱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雪花》与莫扎特的《婴孩为我们而降生》两首经典合唱曲。百岁登台指挥演出肯定是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也将是中国百年合唱历史上光采的一页！演出之后，还将首发《马革顺教授师生情缘》一书。我草撰的此文能忝列其中不胜荣幸！

祖父，我们永远的怀念
黄蕾 黄蓓 黄芳
至今年10月11日祖父黄贻钧离开我们18年了，留下的是我们对他无尽的怀念。幽深却清寂的怀念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减退。我们时时想起他，想起他呕心沥血的一生，想起他高风亮节的人品，更无法忘怀的是祖父对我们无处不在的爱。
（一）
我们自幼就和祖父生活在一起。我们的家是个大家庭，祖父有三子，每房都只有一个孙女。我们虽非男孙，但祖父一样疼爱着。愚园路的大房子内留下了我们成长道路的点滴，最感怀的是与祖父在一起永恒的记忆。
他总喜欢把我们姐妹三人的名字演绎为“蓓蕾芬芳”——含苞的花朵定会绽放吐香，“蓓”“蕾”终显“芳”华。在我们身上寄托着老人家美好的心愿和莫大的希望。
在我们的眼里，祖父永远是那样的慈祥而亲切，朴实而温和。他从心底疼爱我们，从不训斥我们，但也并不溺爱纵容。
我们是在祖父的关怀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从前进的方向到行走每一步都留下他深深的印记。祖父的言传身教至今留给我们深刻的影响，但身教更重于言传。没有长篇宏论，没有谆谆教诲，但在潜移默化中我们从他为人处事中知晓了很多很多。
他教导我们为人要正直而谦逊。自小我们就知道祖父是大音乐家、大指挥家，但我们看到的是他从不居功自傲，为人一贯毫无私心，关怀他人，不求回报，更懂得尊重别人。我们常常想起祖父在家里不管接待什么客人，送客时一定送到大门口，对前来求写出国推荐信的人耐心聆听给予帮助，几乎是有求必应。除了看病他从不因私事使用乐团公车，因公用车时他无论寒暑总是提前到弄堂口等待，还坚持坐在副驾驶座上表现出对司机的极大尊重。
祖父教导我们处事要严谨并大度。他的一生从不追名逐利，在挫折困难面前淡定从容，因为他经历过大风大浪。当我们感受委屈或遇难事困惑时，常常会想起他的口头禅：“这有什么呢”!是那样的豁达和洒脱。有他的安慰和榜样，我们顿觉自己的烦恼全消。
祖父教导我们生活要素朴讲节俭。我们年幼时我国的家庭生活水平还不高，但他对我们的生活却关怀备至，对朋友邻里礼数周到，慷慨大度，从不吝啬小气，而他自己绝不贪图享乐。出生于老派书香门第的祖父一向反对铺张浪费，他的衣着陈旧普通，常常看到他自己在缝缝补补，在长桌抽屉里的旧文具不到用尽不舍丢弃，总把旧信封空白旧信纸重复利用。
祖父教导我们家庭要和睦重亲情。在他的感召下大家庭团结融洽，我们常常想起祖父在世时过年阖家欢乐的热闹情景。这样的好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即使在他离开我们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大家庭仍常常团聚在一起，而我们三姐妹也定期会面。
在我们对祖父的记忆中的点滴小事，与他相处亦或学习，亦或交流的片段，如今构筑成他高大慈蔼形象定格在我们脑海中。有幸作为祖父的乖孙，尤感骄傲!
处在中国历史变动的年代，解放之初祖父一心扑在工作上，极少有时间精力关心及培养儿子们，也从不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他们创造优越条件，第二代中并没有人继承父业从事音乐工作，只是到晚年在第三代身上寄托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新希望。
我们姐妹三人分别学习的乐器是小提琴、钢琴和大提琴，祖父安排得那么有深意，可以组成三重奏，会是多么美好和协调。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甘当三个孙女学音乐的启蒙老师，尤其是退居二线后，起早摸黑地手把手一一辅导；还时常邀请一些专家把关，并动员我们参加一些有益的演出实践活动。从那时起，大房子里再也没有断过琴声。
祖父为我们创造良好的练琴环境，再三强调要我们练好基本功。年幼时我们不能体会长辈们的良苦用心，练琴不专注，不懂得下苦功，但祖父从不责难我们。一次年幼的妹妹实在不想练琴，就把美容霜偷偷涂在弓毛上，让弓子打滑无法发出声音。他只是笑笑，不厌其烦地清洗弓毛擦松香，督促继续用功。我们考取音乐学院附中和大学后他仍经常督促我们要更努力学习。
祖父还多次为我们举办家庭成员参加的学习演奏会。我们分别演奏后，他总是认真作中肯的点评和辅导。在留下的一段珍贵录音中，他用五十年前自己艰苦的学习环境作对比，感慨地说：“你们现在学习条件多好，是生活学习在糖水里啊，赶快要用功!”
他最珍视的是一张《家庭音乐会》的照片，在那帧照片上自己正指挥着三个孙女演出三重奏，其他人都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气氛是那么快乐和温馨。那是二十多年前记者来家拍摄的，后来刊登在《解放日报》上，一时传为佳话。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祖父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期待和希望，就像他老人家正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我们：
黄蕾忘不了，当祖父得知自己考上了交响乐团是多么高兴啊，直夸“有志气”。因为这是靠自己的努力，在两个星期内练出一个难度极大的小提琴协奏曲才通过的。他的鼓励大大增强了黄蕾进一步学习和干好工作的自信心。
黄蓓忘不了，在自己赴美求学出国发展前祖父语重心长的嘱咐。在依依惜别之际，他再三叮嘱在外要靠自己，必须相信自己的潜力，多学多看，以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和处事应对能力，不能掉以轻心。正是在他的鼓励下如今黄蓓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天地。
黄芳忘不了，祖父晚年在医院特地手写了唐代韩愈的名句来勉励她学好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他在病中赠送的座右铭，年少时并不能完全体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细细品味使黄芳受用一生。
我们第三代的接班和成长是老人家最大的安慰。我们是不会辜负祖父的殷切期望的，他的美德和清白家风我们一定会传承下去。
(三)
尽管快二十年时间过去了，祖父的形象在我们脑海里仍清晰可见。每当听到祖父的作品《花好月圆》的欢快乐曲声，面对当空的明月，我们似乎看到他在天国里慈祥的笑容，耳旁响彻的也是他轻轻的嘱咐声，感觉好亲好近。我们多么想知道，您在天国里还开心吗?
仿佛又听到当年练琴时他走到身边，在说“音高了，音高了!”严格地要求我们再作调整；也仿佛穿越回到童年，他牵着我们的小手在弄堂里散步，一面给我们讲解乐团各个声部的组成和乐器的中英文名称，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伟大作曲家和作品；还仿佛他正坐在音乐厅和我们一道看演出，培养我们的艺术品位和素养……。但我们更盼望的是在交响乐指挥台上再次显现祖父神采奕奕的身影。
在祖父诞辰一百周年和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快要来到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怀念着他，感恩他对我们的养育之情，感恩他留给我们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宝贵精神，更感恩祖父给我们树立起永不磨灭的光辉榜样。他是灯塔，每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不禁会想起他，便会在心里鼓起勇气继续攀越。特别是祖父博大的爱，对我们寄予的希望，一直在我们心中激荡，牢牢地珍藏在心里，终生都不会忘记，更会将他崇高风尚传承给下一代!
祖父，您永远在我们心中!我们会把对您的怀念印刻于生命，让它一直陪伴我们，更让它成为我们前行的力量!

编者的话
▲本报上期（2013年第二期）第6版刊登的《听梦》一文，作者刘红应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现错为上音音乐学系学生，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上海音协会员、上海音乐院团专业工作者和上海音乐院校师生及社会非专业的音乐团队与个人近年屡次在国内外各种音乐比赛中获得佳绩。望在国家级和省市级比赛、在国外比赛获得优良成绩的团队和个人，将获奖名次及时报送上海音协办公室，将根据实际情况，在音协内刊《上海音讯》上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