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尼亚的贝利尼

刘志康
知道贝利尼的名字，源于卡拉斯演唱《诺尔玛》的一张唱片，那正是我因为工作关系恶补音乐的阶段，那首“圣洁的女神”，我是第一次听到，一下就震撼了我。记不清是哪本书里说过，十九世纪的意大利音乐史基本上就是歌剧史，而意大利歌剧史基本是四个人的音乐史：那就是这个世纪初期的罗西尼，接下来浪漫主义早期的贝利尼和多尼采蒂，以及后来的威尔第。贝利尼1801年11月3日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卡塔尼亚，不足34年的短短一生，他写了11部歌剧，其中以神秘主义的《梦游女》、英雄正歌剧《诺尔玛》、史诗性的《清教徒》最为著名。他得到瓦格纳的偏爱，“因为他的音乐给人强烈的感受，而且与歌词结合得非常完美。”威尔第称赞他“没有人写过如此优美的旋律”。斯特拉文斯基更把他和贝多芬并称为“两B”。如今我们到了西西里，怎能放弃寻访贝利尼遗踪的诱惑呢?
我们从西西里的首府帕勒莫的机场出发，经过魅力无限的古城切法卢、开阔大气的港城墨西拿、风情万种的山城陶尔米纳，第四站就是卡塔尼亚。卡塔尼亚是西西里的第二大城市，面向爱奥尼亚海，背靠欧洲最高的埃特纳活火山，历史上它曾九次被火山灰湮没；正如城中一座大钟上的铭文所言：“我从我自己的灰烬中再生。”每一次浴火重生，就是一次涅槃，仅此，已经足够显示了这座城市蕴藏着的无穷活力。只是，出于对传统的尊重，对传承的珍惜，它每一次都执着于重现昔日的风貌，这才使我们误以为它没有改变。埃特纳火山、巴洛克艺术和贝利尼被公认为卡塔尼亚的三大看点，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卡塔尼亚早就成为一座“全新”的城市了，就像我们周围司空见惯的那样。幸好它不是，这才使我们有了寻访的兴趣。
我们是中午到达卡塔尼亚的。根据地图，贝利尼博物馆应该就在附近，但就是找不到。一直走到大教堂广场，在一位警察用结结巴巴的英语热情指点下，我们又回到了原点，这才发现，在一片脚手架的后面，贴着一张A4纸，循着箭头，穿过一个遍布脚手架的天井，又走上一个小楼梯，终于找到了博物馆。可是，门关着：门上的告示写着：开放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1点。天哪，现在刚过了1点，真是懊丧极了!过后才知道，在西西里，每天下午1点到3点，几乎都是铁定关门休息的。
好在卡塔尼亚的贝利尼纪念地还有好几个，我们就先去了贝利尼公园。一进门是个广场，中心有个喷泉，一尊贝利尼的白石塑像，依托着背后绿草茵茵的小丘，面向喷泉，左右两条铺设得很漂亮的石子路通向小丘顶上的观景台。两边都有姿态各异的女神塑像，据说 天气好的时候，在女神的背后可以看见埃特纳火山。观景台中央是一座很漂亮的八角凉亭，从那里走到小丘的另一边，可以看到一条长长的林荫道，两侧大约每隔10米就有一座人物胸像，构成了一条名人长廊，这还不包括散落在公园其他地方的。一座懂得感恩、也懂得承续先贤的城市，我想，也会是一座给人温暖的城市。
卡塔尼亚城市并不大，随后我们又回到市中心的斯泰西科罗广场，有六条道路交汇于此。广场中心就是贝利尼的纪念碑。四方形的碑座，每一个侧面都有一个舞蹈着的人像，或许是贝利尼歌剧中的人物。更具巧思的是碑的基座，层层叠叠，错落有致，但每一层的侧面都刻着音符，构成一段段谱例。碑的顶端，贝利尼端坐在扶手椅上，高耸在蓝天下，显得那么英俊，那么优雅；他脸部微侧，略带一丝忧郁，对周围的车水马龙似乎充耳不闻；而隔着一条马路，对面就是一座围着铁栅栏的古建筑遗址。一古一今，和他构成了一个奇妙的三角，三角形里仿佛飘荡着音符，这是一幅多么奇妙而具深意的图画啊!
此时，已经过了下午3点 ，圣阿加塔大教堂应该开门了，我们赶紧向大教堂广场走去。大教堂广场是卡塔尼亚真正的中心。圣阿加塔是卡塔尼亚的守护神，她为反抗暴政而死，至今教堂里还保存着她的遗物。1091年由诺尔曼伯爵罗杰一世修建的圣阿加塔大教堂，是意大利第三大教堂，也是巴洛克建筑的典型，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当年，贝利尼因为与他寄居的朋友的妻子发生了恋情，被迫出国；1834年到了巴黎。在他最后一部作品《清教徒》上演后不久，1835年9月23日，他因病英年早逝。落葬时，由罗西尼和巴黎音乐学院院长凯鲁比尼扶棺，葬于拉雪兹神父公墓。1876年，他的灵柩移回故乡，就葬于圣阿加塔大教堂。如今他静静地躺在那里，也许在来来往往的游客中，并不一定会有多少人注意到这座普普通通的墓的存在，但我相信，他的墓一定会与大教堂共生共存。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贝利尼剧院，赶到那里已是4点了。那是一座赭红色的两层建筑。匆匆地买了票，就有一个女讲解员全程陪着我们两个人上下参观。她拿着一串钥匙，为我们打开一扇扇门，当我们离开时她又一扇扇锁上。从她那里，我才知道剧院建成于1890年，在5月31日开幕时，演的就是贝利尼的《诺尔玛》。可惜我光顾着拍照，再加上语言的关系，她的大部分介绍，我都没有听清。剧院的内部装饰非常华丽，带五层包厢的观众厅，均以红色和金色为主，帷幔雕饰，金碧辉煌，与巴黎的加尼叶歌剧院相比，也不遑多让。尤其是华美的穹顶画，画的均是贝利尼歌剧中的情景。在宽敞的休息厅里，贝利尼的立像双手环抱，背朝窗外，也许他更在乎的还是观众。我们结束参观时，已经近5点了，讲解员满面笑容，非常客气地把我们送出门。此时我们才知道，其实参观在4点半就应该全部结束了。
第二天，我们本应该一早就出发去锡拉库萨，但不舍得放弃贝利尼博物馆，决定晚一点再走。博物馆门票包括同一建筑内——1913年出生在卡塔尼亚的象征派雕塑家埃米罗奥•格列柯展览馆，每人是5欧元。博物馆在二楼，其实就是贝利尼当年出生的房子。1923年11月29日决定辟为贝利尼的国家纪念馆，但直到1930年5月5日才正式对公众开放。博物馆不大，一共三个部分。进门是个小小的门厅。往左是第一展室，门口的右侧有一个很小的凹室，放着当年运回来的贝利尼的灵柩，还有贝利尼去世时的面模、素描遗像，以及当年移灵时开棺的照片等。向左迎面是少年贝利尼的油画像。贝利尼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音乐家。他18岁即去那不勒斯皇家音乐学院学习，26岁以歌剧《海盗》一举成名。这些在展室里都有反映。墙上的镜框里挂着他家族的照片，还有他在那不勒斯学习的奖学金证书等，最后还有他死亡时的验尸报告和证明。靠墙的展柜里收藏着贝利尼的好些亲笔书信，中间的展柜里则陈列着一些装饰品和日用品，例如袖扣、怀表、瓷器等，此外还有座钟、挂毯等。相邻的第二展室主要展示贝利尼的歌剧总谱和当年的演出海报、节目单等。第三展室在门厅的另一边，正面是贝利尼的一尊胸像，背后的墙上，与周围的展柜都陈列着贝利尼作品历年演出的剧照和演职员的照片。在我们参观的时候，一个工作人员时不时地来到我们身边，但绝不打扰我们，并允许我们拍照，最后还主动送了我们一些介绍博物馆的资料。我们以为参观完了的时候，他又带着我们下楼，绕到后面一座楼，用钥匙打开大门让我们进去参观。原来里面陈列的是贝利尼时代的一些乐器，包括16—18世纪使用的、钢琴的前身羽管键琴，以及斯皮耐琴等。最里面还有一座小小的图书室，收藏着有关的资料、书刊。自始至终，观众只有我们两个，看来平时来这里参观的人也不会太多，这是不难理解的。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能坚持开放这么多年，这已说明了一切。

唐诃和他的一封信
田 炜
听闻著名作曲家唐诃辞世，心情十分沉重。他一生与音乐结缘，曾写过《众手浇开幸福花》、《解放军野营到山村》、《老房东查铺》、《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优秀歌曲，特别是与晨耕、生茂、遇秋合作，创作了广为流传的大型声乐组曲《长征组歌》（肖华作词），令人赞叹和敬仰。而今，这部传世之作的四位作曲家均先后谢世，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惜。
唐诃原是北京战友文工团副团长兼指挥。离休后长期居住青岛，偶尔外出采风和讲学，也是行色匆匆。所以，我几次失去与他晤面和学习的机会。他与我们编辑部的老唐关系较深，每临沪上，必来莘庄唐宅叙谈。两人把盏论史，抚琴谈曲，终成知己。
1999年底，他从青岛寄来一篇文字稿，题目是《“军谣”趣谭二则》，内容新颖，语言活泼，我们决定发排付印。文章论述解放前夕在解放军部队中流行的几首短歌，很快在老百姓中传唱，收到“始所未料”的效果。他说：“我提醒音乐史学家们，在收集整理‘民谣’的同时，别忘了收集‘军谣’。它，同样是我国音乐财富，值得研究。”
文章发表在2000年第一期刊物上，月底，我即收到他的亲笔来信。唐诃还是军中有名的书法家。这信是用毛笔直行书写的，写在两张毛边纸专用信笺上，字体娟秀，柔美，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令人赏心悦目。原来，他看到刊物上的文章有几处校对错误，特意来信指正。那时，唐诃已年届八旬，一位耄耋老人对一篇文章竟如此认真，为此执拗，我看了很是感动。他说，这些错误出于“我的手抄稿太草”，他没有怪罪我们，反而自责，让我这个责任编辑惴惴不安，无地自容。
信中，他以两位老编辑为例，说明编刊物必须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千万马虎不得。他说：“《解放军歌曲》每期付印前，主编田光校后都提出：请各位再校一遍，如发现有一处错误，哪怕是一个附点，他都自费请全编辑部吃一顿酒饭。因此，该刊物很少出错。”又说：“田光如此，《歌曲》的钟立民同志亦如此。你只要查《歌曲》上的哪首歌，他立刻告诉你在几期几页上。”老一辈编辑家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我深深记住了唐诃先生的教诲。
韩退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世上千秋百业谁也逃脱不了这条铁的规律，包括我们这些文字工作者。

书简两则
编者按：今年6月《世纪》杂志社编的《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问世。抗战时的1944年，翻译官钱保林与宦门女子高芳仪相识。远在印度和缅甸的钱保林与流离于重庆和昆明的高芳仪遂通过“两地书”，倾吐离情别绪，畅谈祖国、军旅、人生、爱情、艺术等话题，在15个月里双方共写了130多封信。今日读到这些信，不仅深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有启迪人生的积极作用。
此书出版后，各种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和述评，也引起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日前上海图书馆还举办了解读此“爱情书简”的报告会，由两位主人公的儿子钱天华讲述此书出版的来龙去脉及父母的一些情况。今本报特选摘书中谈及音乐的两封信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芳仪：
你喜欢音乐，来跟你谈谈音乐家的故事吧。我们在银幕上常见的老伯伯Lionel Barrymore，你一定知道吧！他给我最感兴趣的是在“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里面，那位乐天慈祥的老祖父，。最近在《Time》上面读到，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演员，同时是有名的版画家，而且还是颇有修养的作曲家；最近（今年四月下旬）费城交响乐队在电台广播他的“In Memoriam”，是为他已故的兄弟John Barrymore所作。广播中还宣布Lionel过去有四十年的作曲经验，他的未发表的作品，包括自Obae(双簧箫)的独奏曲以至整个交响乐队的大曲，共有数百首。他今年已是六十六岁，自十七岁起，就在Piano上面用功夫。
我们知道Barrymore一家是有他们艺术上的渊源的。Lionel的二妹Ethel也是戏剧家，三弟JohnBarrymore更是好莱坞的红星，在一九四二年患咽喉炎死了。最近由他生前的友好替他写了一部传记，书名Good Night，Sweet Prince，是莎翁名剧Hemlet中的一句，由他哥哥Lionel刻在他兄弟的墓碑上的。Hemlet是JohnBarrymore的成名作，在欧美各地负有很大的声誉。传记中记载着Barrymore和Drew(Lionel等的母家)二家艺术生活的传统，我曾经从Rcader's Digest和Omnibook的节本上读到一点。
这里附上一张照片，是从《Time》，Nov．1，1943剪下的。Ole Bull是十九世纪著名的提琴家，于一八一O年生于Norway的Bergen。他的技巧，都是出于自己的研练，不大肯就范于Classical。小时候就不服从他提琴教师的指导，但是靠他的天才，他的演奏曾经倾倒过欧美不少的人士。一八四三年他在NewYork演奏时，有一位记者在访问中问他的提琴是从谁传授的?“上帝，全能的上帝!”他回答。除了艺术天才，他还有优美的风度，在纽约的报纸上曾这样介绍他：“He is young，—unmarried—tall and ．elegantly formed，…as beautiful as Apollo…”妇人们甚至要求一看他的洗澡水，西班牙六十岁的Isabella女皇曾赠以陆军上将的荣衔。他曾在巴拿马的Caudershot附近买了11.140英亩的山地来供给挪威移民开垦，并且出旅费资助百余挪威人移民到NewYork。最有趣的一次他花了五十美金买进一块顽石，因为他听信了古董商人的说话，这块石头是从Massachusetts州的Taunton河口挖出来的，那儿是古挪威人在美洲最早登陆的地方。他死于一八八O年，临终时请求他的妻子在床边的风琴上为他弹奏Mozart的《镇魂曲》。去年十月他孙女婿Mortimer Smith为他写的传记出版。
另外寄给你一张“音乐家”的画像，是美国钢铁大王Carneige奖金第一名一千美元得奖的作品。记得中华书局出版黎青主著“乐话”的封面上，也有一张相似的画，一位音乐家站着演奏提琴，背景的空气比这张还要沉闷，这是表现艺术家先天的忧郁。可惜那本书在香港丢了，不能让你看到，但现在的这张画也可以聊以表示我们对音乐家的同情吧!
今天星期日，天气阴沉，没有心绪进城，偶然读到一点关于音乐家的故事，就写来跟你谈谈，不知你最近心情如何。
祝你
平安!
你的林保敬上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七日

林保：
上午女青同房女友Miss艾带来三封你寄至慈幼院的信，不觉为之高兴。送了她一支女用的钢笔，她匆匆地就走了。送她至门口，原来她情人已由曲靖来昆。她约我下午同往南屏看《New Wine》，音乐片子，中文是《葡萄春满》。这部片子在上海时就已看过，觉得很好，故去看了第二遍。不知你可曾看过?希望你也看过。这张影片是述音乐家Schubert(编者注：即舒伯特)的一生坎坷遭遇的故事。他三十多岁就死了，一生穷困潦倒。当时他的天才没有人能赏识，除了悲多汶。但不幸不等修贝脱(编者注：即舒伯特)见到他时，悲多汶竟死去。可是天才的东西，是不会被埋没的，现在毕竟是众人皆知的音乐家了。片内有二曲我熟知的《圣母马利亚颂》和《小夜曲》，当我听着这二支歌曲时，情不自禁地流下几许伤感之泪。我没有资格说懂得音乐，但因为爱好的缘故，听了就产生了一点灵感，Miss艾说，你真太感情用事了，当她看到我的眼睛有些潮湿。她不懂我，当然各人的情绪不同。
最近难得哼哼歌曲，听你的话要规规矩矩。晚上不出去，也难得去看电影，除非和高太太等同去。本星期日也许高师长会带我们去大观楼拍照，若拍了的话，将寄给你一两张。
敬请
晚安！
你的芳仪
（一九四五年）四月廿日晚十时于昆明云瑞庐

人妖秀
杨 赛
泰国有三宝：大象、鳄鱼和人妖。鳄鱼且不说，没骑过大象，没看过人妖秀，就不算到过泰国。
导游问我们：要不要去看人妖秀。去看?没人回答。不去看?也没人回答。旅游车里坐的是教师团，气氛陡然间有些诡异。我既不好说去看，又不好说不去看，干脆装着没听见，扭头看着车窗外。
还是导游有经验。他说，其实票早就已经买好了，不论你们去看不去看，钱都不能退。这下大家都释然了，纷纷说，既然都卖好了票，钱可不能浪费，那就去看一下试试嘛。
车子径直就到普吉岛上的人妖秀歌舞厅。歌舞厅的内墙、外墙上贴满了人妖海报，一个个穿得那么透、那么露，姿势还那么撩人。我赶紧把墨镜带上，把太阳帽沿压得更低一点，把脸部遮住，摆出一副鸵鸟架势。导游边发门票边对我说，你这是什么打扮呀，还怕人家把你认出来呀，硬逼我把墨镜和帽子取了下来。
走进表演大厅，楼上楼下，有近千张座位。坐哪儿呢?我心里一阵犯嘀咕。离舞台太远，未免看不清楚。大老远的赶过来，不看清楚有点可惜。再说，看了这次不会再有下次，下次我再也不会看了。离舞台太近吧，倘若场面太混乱，团里都是熟人熟面，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进门容易出门难。权衡再三，我选了个离舞台不远不近的位置坐了下来。很快，整个歌舞厅就被蜂涌而至的人潮塞满，座无虚席。
表演开场了。一切正常。第一个节目居然是朝鲜歌舞《阿里郎》。一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我不由得想起朝鲜十万人表演《阿里郎》的情景，那是一个多么虔诚、多么盛大的场面。舞台上四个人妖，一举手，一投足，都尽量模仿朝鲜演员的神态。人妖们越表演得认真，下面的观众越笑得起劲。人妖们还表演了日本、美国等好几个国家的代表性歌舞，反响都很热烈。我正在庆幸，人妖没有把中国歌舞搬上舞台去逗乐。没想到下一个节目就是《牡丹之歌》，领衔主演的是今年的人妖皇后，真是风情万种，妖娆动人，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坐在我边上的女导游向我介绍，人妖每年都要选秀，评定等级，最上一等为人妖皇后。他必须有天使般的面孔，魔鬼般的身材，凝脂般的皮肤，天才般的才艺，贵族般的气质，让男人看了心动，让女人看过生恨。人妖大多出身在赤贫的家庭，家里有好几个子女，生活没有奔头，只好把个头较高、潜质较好的孩子送到人妖学校去，接受刻苦的训练，几乎每天都要注射性激素、口服避孕药等，打乱生理机能，使内分泌失调，产生女性化的体征和心态。由于身心严重受到摧残，人妖的寿命一般都不长，40岁左右为正常死亡年龄。即使不死亡，30岁左右的人妖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价值。
正在这时，一个又老又丑的人妖走上舞台，做出各种挑逗性的动作，然后跳到台下，抱住前排一位观众的光头，按在自己的胸口上，惹得观众哄堂大笑。我暗自庆幸没有坐前排，我的头发也不太多，要是被他逮住，那可麻烦了。
前天，我特意绕到皮皮岛的背面，去了解岛上原住民的生活。我没有想到，岛的阳面游人如织，奢华无比。岛的背面却贫穷落后，了无生机。孩子们都光着身子在小学里上课。看到我来，好奇地围成一圈。山后人家尽管贫穷，待人却很和善，他们与我素不相识，却爬到高高的树上采椰子给我解渴。我心里暗自一惊，山后那些人家或许也有孩子在这个舞台上表演。
清代的龚自珍曾写过一篇《病梅馆记》，指责天下种梅人砍掉笔直的枝干、除去繁密的枝条、锄掉端正的枝条，靠病态的梅花来谋取钱财。舞台上的人妖，难道不比梅花还病态吗？舞台下面的社会，难道不比人妖还病态吗？
散场的时候，人妖都排一行，站在门口招揽看客合影收费。我没有龚自珍养梅的那份勇气，远远闪开了。
从印度洋上吹来的晚风，有些许凉意，很快把人妖秀场上的喧嚣，吹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