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洋彼岸怀念周小燕先生
欧阳美伦

去年夏天，离沪飞美之前，我曾去拜望了音乐界的前辈周小燕先生。九十五岁的她看起来是多么好啊！周先生如今在耄耋之年，德艺双馨，上海音乐学院的歌剧中心以她为名。
陪我去见她的是小提琴家姚世美老师。这次见面，姚老师已是祖母了。周先生是看着她长大的，对她说：“妹妹啊，你也有七十啦！”
岁月如流，可是，储存在记忆的美味，真是越陈越香。
我想起了十七年前的那次初访，周先生亲自冲咖啡给我。她先问我要喝浓的还是淡的？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唔，浓的。”她笑了，很爽快地说：“你同我一样！要嘛不喝，要喝就喝浓的！”她待客用的是一罐在美国最普通的即溶咖啡粉，以一个很普通的盘子盛着，她很热情，又那么简朴，使我感到很自在。我说了要浓的，她就舀了两小匙的咖啡粉，再用热水瓶里的热水冲了一杯。当时，墙上一幅吴作人先生的画吸引了我，那是一对大象，我看得出了神。周先生很从容地一面调咖啡，一面说：“这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他送的礼物。我就同我先生讲，这公的呢，就像你，很严肃。这母的呢，就像我，笑咪咪的。”我才进门，就处在这样的氛围中，使我全神专注，想记住分秒之间的一切。
当她把咖啡调好给我时，我问：“周先生，您呢？”她犹豫了一下，然后爽快地说：“好，我也陪你喝一杯。”于是那从容的调咖啡动作又重复了一次。接着，她拿出一盒西点对我说：“这是我们中国按照丹麦的recipe做的。”说实话，我对于中国仿制外国的点心实在不感兴趣。可是她话还没说完，又说：“我要你也试试我们的土产品。”她再拿了另一个罐子，很麻利地往盘子上一扫，许多中国制的小饼干就这样一字排开，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她一面做这样的动作，一面愉快地说：“我要你两样都尝尝看，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好吗？”我完全被震住了，她的这些地方，像极了我已去世的老师齐尔品夫人（Mrs. Alexander Tcherepnin）李献敏，她们是好朋友。
我们的谈话常因电话铃响而中断。她总是先对我一笑，才拿起话筒。我注意到，她这一笑并没有误了节拍，一切都很自然。电话次数多了以后，她在伸手拿话筒的同时，还对我加一句：“今天的电话真多！”那份体谅、沉着和优雅，可比一位高级的室内乐演奏家。
感人的还不只是这些。这时张骏祥先生出来了，这是他上了厕所之后，需要妻子的帮助，他慢慢走到客厅来。周先生耸起肩膀把电话夹住，空出了双手，而后帮丈夫理好裤子。当着客人的面，她的动作娴熟，那份从容丝毫未减。我相信，在电话另一端的那位根本想象不到有这一幕，而我亲眼看到了！多年来，此情此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去年我走进周先生的新居，四处张望，想再看到那一对大象。周先生深情地告诉我，那幅画如今放在福寿园，因为张先生在那里。
老伴已先她而去。留在这世上的她，仍然一如往昔，为音乐奉献自己的生命。当我和姚老师听说她十月将去日本，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您一定要坐头等舱。”她回答：“头等舱也不过是座位宽一点而已。”
周先生听我说目前住在休斯顿，便嘱咐我：“你要是见到Patrick Summers一定要对他说，周小燕问候他。”我告诉她Patrick Summers到休斯顿歌剧院，十几年来歌剧院的乐团水平确实提高了许多。周先生说，上海音乐学院的歌剧中心刚成立时，什么也没有，是Patrick Summers来帮忙，使我们在演出《弄臣》时，打响了第一炮。
我带来了一些李献敏老师留下来的旧照片和美国音乐杂志，有她们当年的合影，周先生非常高兴。我再打开一个盒子，内有一百颗大红色的新鲜荔枝，是我去广西探亲带回来的土产。随即周先生问起了我在南宁养老的母亲。我说，母亲曾在那里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这一生最爱的就是那块土地。她会唱许多抗战歌曲，可是我小时候在台湾根本不知道。后来她去美国和我们团聚，意外地发现，我居然也会唱这些抗战歌曲。那些歌，是我初来美国做学生时学的，因为关心中国，所以一学就会。我告诉周先生，我生长于这个断层，常觉得大陆是我的父亲，台湾是我的母亲，不管他们之间怎么吵，我作为一个儿女，两边都爱。
对于周先生的音乐素养和她优雅的谈吐举止，我早已仰慕在心。这回，当她赠书题字时，我又看到了她的书法，因而更加服膺于她全面的艺术修养。我对她老人家做了承诺，我有幸在周先生面前领受了中国的文化种子，一定继续努力，因为这是我终生要走的道路，它止于至善。

2013年写于美国德州休斯顿   我的音乐生涯的一些回忆
周碧珍

我已是年过九秩的老人了，一生的音乐生涯经历了许多人和事。休闲在家，往事不时浮现在眼前，新老同事时常来电话，我们也会聊到一些共事的情况。于是我驱动拙笔，将经历的一些往事写出来，作为自己音乐生涯的记录，也望引起与我交往过的同事好友的美好回忆。
我的音乐生涯主要是与上海乐团的60年历史变迁联系在一起的。1952年初，我在上海培成女子中学教音乐课，在沪的重庆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的同学孙粟动员我参加了华东音乐工作团。此团于1950年成立，贺绿汀任团长，周小燕任副团长，王品素任指导员。团员除我外，还有李家尧、邓尔惕、王可、余廉方、周俊明、周徵佑、陈本红、邱国长、辛上德、于会泳等。后来温可铮也加入了。我们先去松江深入生活，并为当地农民演出。我们还到解放军部队学习，聆听了彭柏山司令员的报告，深受感动。
华乐音乐工作团即是不久改称的上海乐团，下辖交响乐队、民族乐队、合唱队、管乐队。司徒汉是合唱队队长兼指挥，张依任副队长，郑裕锋为副指挥。田沛泽在团部办公室工作，他热爱音乐，而且乐于为团里物色人才。王品素即与他商量人员调配的事。田沛泽竟然动员原美商上海电话公司STC的英文秘书、俄国声乐大师苏石林的高足、女中音歌唱家董爱琳进团。其他如陶津、叶婉珍、孙家馨、刘明义、吴大昭、金钟鸣、吴慧中、杨嘉林、周仲南等优秀歌唱家也陆续加入团里，大大增强了团里的演唱实力。
1953年春，上海乐团合唱队参加在罗马尼亚举办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合唱和独唱比赛，特邀上海音乐学院资深教授杨嘉仁指挥演出无伴奏合唱《半个月亮爬上来》，获得合唱比赛银奖，杨嘉仁获指挥二等奖。
获奖归来，上海市组织了以作家李准为团长，任干为副团长的赴朝鲜慰问中朝战士的艺术团，其中有京剧《三岔口》、杂技、舞蹈等节目，我们上海乐团合唱队参加演出的歌唱演员，由郑裕锋任队长。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即创作了歌曲《慰问信满天飞》，指导我演唱，并灌录成密纹唱片。我在陕西南路卢湾体育馆唱此歌时，受到胸怀爱国热情的听众们的强烈共鸣。我在朝鲜也多次演唱此歌，得到了中朝战士和朝鲜人民的热烈欢迎。
我们赴朝演出五个多月，耳闻目睹我国英勇的志愿军联同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国侵略者的不屈不挠的可贵精神，大大激发了我们为亲人们献演的激情。在平壤我们曾在距地面有七、八层楼深的地下剧场演出，剧场里基本演出设备齐全，我们深为朝鲜军民的智慧和勤劳感动不已。
赴朝后，我们大多为分散演出，以小分队或小组深入到各部队表演，或在树林里，或在山洞里，或在坑道里，一般为了避开敌人飞机的轰炸，总是晚上出发，白天演出。最后阶段的演出，接近“三八”线，又遇上朝鲜的雨季，因路上大桥都被敌人烧了，故我们乘的军用卡车只能走小溪上的木板桥，在摇摇晃晃的车上，真有些害怕车会翻下去。按规定我们不能乘坐火车，这也是出于志愿军领导对我们的安全考虑。可有一次我们不得不坐火车，某日傍晚我们搬运服装、道具上火车的情况可能被朝奸偷窥到了。等到深夜我们上火车开动后，突然天空出现了照明弹，天上地上一片通亮，果然朝奸指引敌机来袭击了。在此生死关头，保护我们的志愿军指导员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地吹响哨子，喊道：“同志们迅速下车散开，离火车越远越好。”他边喊边跑上火车头，要司机违反规定打开车头大灯，开动向前，引诱投弹扫射的敌机离开我们。敌机跟着越开越远的火车，疯狂轰炸。我们匍匐在黑暗而冰冷的地上，担忧着指导员和司机的安危。终于在巨大的爆炸声响后，敌人离去。另一位指导员吹哨子招呼我们集合，清点后我们无一伤亡，但火车头上的指导员和司机为了掩护我们，却受了重伤。我们深感悲痛，志愿军的伟大精神至今铭记在我心里。当时我们都表示要为最可爱的人演好每一场，演好每一个节目。赴朝演出使我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教育，指引我要满腔热情地为祖国、为群众、为人民军队而歌唱。
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乐团合唱队曾参加“治淮工作团”到安徽佛子岭水库工地劳动，由正副队长司徒汉和丹敏带队。在三个多月里，我和同事们亲眼看到一座大山是如何被挖成一座大水库的，实现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创举的，体会到了“人定胜天”的伟大力量。水库建成后，图画大师刘海粟在此创作了大型国画，著名作家陈登科创作了壮美的诗歌，尽情歌颂这“奇迹”性的创举，我们也多次为建设水库中的工人们慰问演出。
1954年上海乐团分团，相继成立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上海民族乐团、上海管乐团等。为了完成繁重的演出任务，并创出合唱的高水平，上海合唱团先后邀请了上音的杨嘉仁、马革顺、葛朝祉等教授前来指导和排练；团长司徒汉和指挥郑裕锋则更多担任社会群众歌咏的训练工作。此年至次年，国家文化部组织艺术团出访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内有京剧演员袁世海、李和曾、张美娟，舞蹈演员戴爱莲、左哈拉、舒巧、张均，琵琶独奏卫仲乐、孙裕德，笛子独奏陆春龄，独唱演员蔡绍序、董爱琳、廖一鸣和我等，另有民乐齐奏、小组唱和群舞。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这次建国不久的出访，亲自审查节目。我们所有出访团演员被集中在北京学习和排练一段时间，贺龙元帅审查了我们去印尼和广州演出的节目。这次出访异常成功，为国家赢得了荣誉，加强了我国人民与出访三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上海合唱团成立后，司徒汉和副团长丹敏、王辉确定建团方针是以欧洲唱法为本团声乐艺术发展的基础，同时学习民族唱法，丰富全团歌唱的表现力。在重视多声部合唱艺术的同时，团里领导还组织独唱、小组唱、表演唱等声乐表演形式，排演和积累了许多中外优秀的声乐曲目。全团的艺术水平得以大幅提高。1956年1月，为纪念莫扎特诞生200周年，团里在友谊电影院举办了声乐器乐作品音乐会；5月与苏联红旗歌舞团在文化广场联合举办了夏季音乐会；同年春天，女中音歌唱家董爱琳应邀赴民主德国演唱舒曼作品，又去苏联演出，都获得高度评价。在苏联她还拜访了自己当年在上海的俄罗斯裔的声乐老师苏石林教授，师生会面分外亲切激动，苏石林很为学生董爱琳取得的成就而高兴。我则参加了中国民族艺术团赴澳门演唱，而后随团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演出，演毕回到上海。不久就开始了整风反右运动，在上海合唱团竟“揪出”刘明义、周仲南、应继昌等8个所谓的“右派”,给这些同事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此时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却宣布放假两周，保护了团里同事未遭此劫。
1958年在“大跃进”的浪潮中，上海合唱团又分为两个演出队。一队由司徒汉带队去华南，一队由丹敏带队去华中、华西。每个团员自带行李住后台，进行“思想改造”的锻炼。我们所到之处，也歌唱了不少“人民公社万岁”、“共产主义来到”、“亩产万斤”等“大跃进”内容的节目。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头脑发热、劳民伤财、假话连篇、违反实际的“大跃进”是何等愚昧、何等可笑、何等可悲！
艺术团体的发展进步，离不开新生力量的加入。1960年上海合唱团特别注重新生力量的培养。团里安排副团长王辉担任与上音联合开办的音训班班主任，招生60人，为上海合唱团定向培养合唱人才。此班请马革顺教授任指挥，请程卓如教授教高级乐理，请林明平教授抓声乐。我团的孙锦绅、叶臻、吴大昭、何仁杰等协助授课。此班两年结业时，教学达到水平者不足30人，他们成了我团的新生力量，有不少成了业务骨干，如吴明德、王务荆、陆莲娥、陆焕漪、何为民、卢铭德等都是很出色的歌唱演员。
1963年春节，我团去广州演出，董爱琳和我的独唱音乐会在剧场举行，团里的综合节目在广场演出，两种形式的演出效果均很好。受到广州听众的热烈赞赏。团里一位同事还因我是广东中山人，专门为我创作了歌曲《初访羊城》，由我用粤语演唱，引起台下听众齐声笑道：“上海妹唱广东歌，真好！”在广州我和董爱琳遵从陈毅副总理的提议，又到贺龙元帅住处演唱，贺老总非常高兴。回去后，我们向同事们讲述了为贺老总演出的情景，同事们与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份愉快的心情。此年夏季，马革顺教授指挥我团在青岛演出。他精湛的指挥在我团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马老终生为我国合唱事业殚精竭虑，屡创佳绩。他多次训练和指挥我团，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美好记忆。
十年浩劫中，我们这些所谓“三名三高”的“文艺黑线人物”,被靠边，被批斗，被赶下舞台。在这个“文化荒芜时期”许多著名作家和艺术家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我们曾目睹赵丹赶牛耕田，看到巴金站在干校厨房门口吃饭……这些摧残人尊严的恶劣行径，令我们既愤怒，又心酸。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合唱团改称上海乐团，我团副团长唐长夫紧抓恢复和提高业务的工作，定期举办演唱会，努力提高合唱水平。1980年唐长夫请团教研组的王珍、王允玲两位同事到上海一些中学特色有发展前途的、热爱歌唱的学生进团培养，颇有成果。董爱琳老师教的王兵成了较好的女低音，现是上海歌剧院合唱团成员。徐定芬老师教的李龙强和许敏纲成了较好的男低音，现在是上海歌剧院合唱团男低音声部的骨干。王允玲老师教的女中音吴昊和张浩也脱颖而出，后者现为瑞士苏黎世终身合唱队员。以后唐长夫调任上海市文化局音舞处处长，曾在我团工作过的李家骅早已调任市文化局演出处处长。我团附设音乐学校成立时，由我和周志辉任校长。
1982年董爱琳和我举行了告别舞台音乐会，由奚佩坤指挥。1985年著名作曲家陆在易出任我团团长，吴慰多和毛佩玲任副团长，司徒汉为名誉团长兼指挥。1988年5月，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曹丁经李德伦推荐，来团任指挥。同年9月著名指挥家曹鹏经市文化局调任为我团艺术总监，秦淑兰为总经理。1990年曹鹏和秦淑兰率领上海乐团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演出，获得广泛好评。
从新中国成立至上海乐团合并到上海歌剧院前，我团演出了六千多场，完成了执行国宾和国外同行的大量演出任务，坚持深入到工矿、学校、部队等地举办音乐会，参加了许多重大演出，并应邀到十多个省市巡演。优秀的歌唱家胡晓平、靳小才、陈小群及部分合唱团员曾到欧美、日本、东南亚、港澳台等国和地区演唱，不断获得赞扬。我团排演的大中型合唱作品及中外歌曲达数百部（首）之多。
回忆往事，我以能成为上海合唱团和上海乐团的一员而自豪，以能与我的同事们共同为我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奉献微薄力量而深感荣幸。
（草写此文，曾参考田沛泽先生的部分材料，谨表谢意。）

我认识的黄爱华老师
丁言昭

黄爱华是我们英文歌曲班的老师，长得胖乎乎的，与指挥家曹丁特别像，不知道的人会以为他们是姐弟呢。
黄老师的练声方法与众不同，先请同学向右转，敲前面人的背，嘴里发出“哼”的声音，然后向后转，做同样的动作，刹时间，教室里响起敲背的“蹦蹦”和人的“哼哼”声，要不是黄老师说停，大家会一直开心地敲下去。接着大家面对老师，一本正经地开始练声。
“现在唱‘呜'.”黄老师说，“把手放在腰上，用气推声音，要用软硬劲，忽戆唱，笔笔直上去。”大家立刻张嘴唱“呜”,这会儿她很认真、很专心地听，不像平时与人说话时，那么笑逐颜开。
“好，现在改唱’于‘.”她听后说：“上面都松，鼻子打通，勿迸煞，只要腰围是紧的，气冲到地下。”黄老师要大家按照她讲的要领练习一遍，“最后唱’旅‘.这个音位置比较高，勿要唱得太响，唱给自己听。好听的声音都是吹出来，不是唱出来的。”
我写到这儿，也许你会看不懂，可是学声乐的人，一看就明白。
黄老师的音色浑厚、结实，是难得的女中音。一天，我、大姐言文、二姐言仪与黄老师共进午餐，大姐忍不住问：“黄老师，你为什么不搞专业？”这正是我想问的。
“我成长时适逢’文化大革命‘,哪来机会上音乐学院？”黄老师遗憾地说。“但是我碰到一个好老师，就是徐朗。”徐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非常有名，他支持流行歌曲，是上师大教授。
黄老师就读共青中学时，教音乐的徐朗把喜欢唱歌的同学组成一个合唱队，黄老师是其中之一，因她声音好，总由她领唱。毕业后，她到物资局上海机械设备总公司，不久，担任团委书记、工会主席，经常组织职工参加市里歌咏比赛。她1996年参加上海广播合唱队、1998年参加平安合唱队，以后又参加周小燕歌剧中心合唱队、上海民族乐团合唱团等。
在合唱团里，黄老师遇到不少有名的指挥家，有司徒汉、郑裕锋、钱大维、曹丁等，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如郑裕锋，平时头发梳成三七开，很酷的样子。这天，他故意把头发弄乱，问道：“这样好看吗？”得到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接着他又把头发弄整齐，说：“我们唱歌就是要声音清爽，不能有碎玻璃的杂音，就像我的头发一样，要头势清楚。”这些话，黄老师一直记着，现在给我们上课时会冒出与郑指挥同样的话。
当我们快结束午餐时，黄老师关照我，说：“你还是写写我们女子合唱队吧，一共十几个姐妹。”“当然要写的。”我说。
黄老师参加的女子合唱队挂在温可铮的夫人王逑工作室，她们经常到工作室去排练，唱外国歌剧选曲，不亦乐乎，曾获得上海市阳光大地比赛小组唱金奖第一名。
平时黄老师可忙呢，人到哪儿，唱到哪儿；跑到哪儿，教到哪儿。瞧，这会她又被一群老学生包围，笑得多开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