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同学杨立青

张曦仑

　　立青兄离我们而去了，深感痛惜。他逝世前两天，我去医院看他，他已处病危状态。我凑到他面前问他：“还认得我吗？”他用极微弱的声音说：“张曦仑。”脸上还是带着我所熟悉的微笑。我们去看他的四个老同学不能和他交流，只能哀哀而默默地看着他。告别时，我与他目光相对，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痛苦、无奈和眷恋……也许只是我的想象。立青兄此时在想什么呢？他确实有着许多牵肠掛肚的事放不下吧？
近日夜不能寐，思绪万千，时光似乎又回到1955年我们在漕河泾的上音初中时代。整风反右前两年，是我们做学生最为美好的时候，无忧无虑，享受着丰富多采的校园生活，课间休息可到漕河泾的小岛上散步划船，冬天在琴房炭火上烤馒头吃。我和立青兄同寝室，曾一起伙同陆在易等调皮地捉弄过生活老师。我和立青兄同在初一甲班，在班中我俩是最要好的朋友。立青兄从小就很聪明，喜欢看小说，他是我上演奏会和考试的钢琴伴奏。他弹伴奏有一个习惯，喜欢在伴奏谱旁放一本小说，边弹边看小说。一次考试前我去他武康大楼家中合伴奏，他还是老样子，边看边弹。那天我有些不高兴了，对他说马上要考试了，能不能别看小说了，好好弹啊。立青兄却不以为然地说，我又没有弹错一个音。我只能佩服，无话可说。这也预示他以后是多才多艺的音乐家。
可好日子不长，反右后恰逢我们考上音高中，社会上的政治空气紧张了起来。我们一些出身不太好的、业务比较好的学生都被批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我和立青兄当然不能幸免，他是首当其冲。还没有到高中录取名单发榜，就有大字报贴出来，标题是《象这样的人能进高中吗？》这个被点名的人就是“杨立青”.那晚立青兄找我到东平路9号后花园散步，他满脸忧伤。要知道当时我们才15岁，只知道要好好学习，懂什么政治？都是内心比较单纯的莘莘学子，这么一张大字报在立青兄心理上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他对我说：“这次高中我肯定是考不上了，你还有可能。”“也难说，我也是‘白专’典型啊。”我劝他：“别想了，碰碰运气吧。”然后我们两人无语以对，静静地在草地上走着，听着琴房里传来的琴声，更加重了我们忧伤的心情和对这所学校的依恋心情。
高中考试发榜那天一早，我与立青兄相约在淮海路天津馆门口碰头，因榜就贴在对面襄阳公园门口。很久我们不敢过马路去看榜。结果不难猜测，我俩把榜从头到尾看了两遍，是双双落榜。正想离开，立青兄说下面还有一行，原来在榜的左下角有字写得很小的三个名字，为“试读半年的学生”,当时叫“政治试读”,我是三名之中的一个幸运者。
“白专道路”的帽子淘汰了我们班一批以立青兄为代表的富有才华、聪明勤奋的翩翩少年。光以钢琴专业看，8名考试得5分的优秀生被淘汰6名，只有一名录取，一名试读。由此也改变了被淘汰同学的一生命运。当时我们这些纯真的少年深爱着自己的母校，无奈却被母校抛弃了，怎不令我们心酸！有的同学下乡劳动改造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母校，更有一个有所谓资产阶级思想的幼稚女同学主动远赴青海，吃苦锻炼。当时他们的行动是真心的，虔诚的。
立青兄后来就读于沈阳音乐学院，中间因生肺病而回漕河泾养病。1961年校内专家班开音乐会，立青兄来音乐厅听我演出，我们碰了次头。我感到他比少年时沉闷了许多，原本他就是一个内向型的容易动感情的人。
“文革”结束，他考回上海音乐学院读研究生，我们这些久经磨难的老同学又聚在一起了，大家已是成 家的中年人，异常珍惜同窗之谊。我们以各种方式相聚，弹琴、拉琴，更多是海阔天空地神聊，似乎又回到了少年时的欢乐之中。
立青兄是一个搞学问的人，每次去他家，他都会给我看收藏的各种唱片。他告诉我每次出国最喜欢做的就是收集唱片和乐谱资料，他收藏的数量之多确实惊人，此时他便会谈及海内外作曲家的流派，以及他们的作品和音像制品，而我这个“门外汉”总是听得津津有味，获益不浅。
他刚做上音院长时，我们曾有一次交谈。我问他，像你这样搞学问、性格内向的人，与人打交道不是你的特长，到底能不能当好这个院长？他笑了起来，说先试着做吧。以后我们再没有谈及这个话题，因为他院长做得很好。
立青兄无疑是我们班几个才子中的佼佼者，是极有才华的作曲家、钢琴家、音乐教育家和理论家，他的过早去世，是上海乃至我国音乐界的一大损失。引起我写这篇纪念文章的冲动，来自于我们半个多世纪老同学的情谊，不论是他落难时，还是他做院长时，我们都情感相通。而在回忆我们所有的交往时，他的神态、笑容、谈吐，永远是那个留在我心目中的、我所熟悉的少年杨立青。
立青兄，我们这些老同学都老矣，都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希望我们再见时，能回到漕河泾那个最美好的学生时代……

清华人的歌声和琴声
丁言仪

歌友付维国先生，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我得知他喜欢弹扬琴，决定赠送一台扬琴给他。这台扬琴是我1986年在401型扬琴基础上改革后，由北京民族乐器厂制作的。虽说这台琴对我有点纪念意义，但长期搁置不用即为浪费。当付先生告诉我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需要一台扬琴时，我很赞同他转赠给艺术团的提议。于是在艺术团秘书长梁国光先生的热情邀请下，我随付维国、王敬毅夫妇及付先生的同窗好友周志宏先生，同去艺术团排练现场，转赠扬琴。为此，艺术团还特意举行了赠琴仪式，面对这些蜚声中外的清华校友，让我感动之余，又有些诚惶诚恐，因为在座的都是各领域有着骄人业绩头衔的专家级人物，而他们对音乐又都有着一颗热爱和虔诚的心。
艺术团合唱队正在排练下周将为庆贺母校建校102周年演出的节目。内有《清华校友歌》：“啊，清华岁月，同窗时光，岁月沧桑，天各一方。如今你我欢聚一堂，放声歌唱！”这是由1965级姜德进作词、校友集体改写的。谱曲者则是1962级的虞淙，他还是另一首歌《清华颂》的作曲者，词作者是1984级的吴镝：“乾坤浩气，铸我独立精神，上下求索，骋我自由思想，家国黎民，育我大爱厚德，特竞天演，励我不息自强。”清华的老校歌--《清华大学校歌》，则是1932年前后，由时任国文和哲学教授的汪鸾翔先生作词，由英文文案处主任林一先生的夫人张慧珍作曲：“器识其光，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合唱团唱了这三首歌后，还排练了由我国著名作曲家黄自先生谱写的《本事》。我在上音求学期间，只知黄自先生是上音的前身--国立音专的教务主任及作曲教授，今日方知黄自先生早在1916年就进入清华学校，192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本事》的词作者是卢冀野先生：“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这首委婉动人的抒情歌曲，带着这些头发花白的昔日清华学子，又回到了那年少时光。这些专家级的合唱队员，在特聘指挥糜伟民的指挥下，声情并茂地演唱着这些沁人肺腑、震撼人心的四声部合唱。当刘西拉先生和黄雅岚女士领唱时，他们的声乐水准之高、音乐素养之好，更是出乎我的意料--清华园真是藏龙卧虎之宝地啊！经梁国光先生介绍，方知清华大学不仅注重各系科的专业人才培养，还注重文体特长的学生的培养。艺术团中有不少人当年就是由学校从各系科中挑选出来，集中住宿、训练，由专职老师教声乐、器乐或舞蹈。前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当年就是一位舞蹈人才，曾与其中一些同学一起练舞、演出，还担任艺术团团长，梁国光的夫人任丽翰任副团长。现年84岁的程不时先生，当年在清华学的小提琴，日后成为清华管弦乐团的首席，现在在艺术团与陈陈、刘西拉、吴士林、程林组成了钢琴五重奏，并于去年应上海爱乐乐团邀请，随团参加全国巡演，他还被吸纳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程不时先生是我国第一架大型喷气客机“运十”的副总设计师，是对中国航空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担任合唱队钢琴伴奏的陈陈，是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全国优秀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当年因她钢琴弹得好，被清华大学送去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业余部随招翠馨老师深造，获得毕业文凭。陈陈的夫君是男高音领唱刘西拉，他也是交大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现是艺术团团长。他不仅歌唱得好，还擅拉小提琴。早在1962年，他于清华大学毕业前夕，举办了小提琴独奏音乐会，陈陈是他的钢琴伴奏。音乐成就了他们美满的姻缘！团内像这样爱好音乐的伉俪还有好几对：梁国光的现任艺术团副团长的夫人任丽翰，退休前是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多媒体学院院长，他们也是由同学、同好，结成百年之好。担任女高音领唱的黄雅岚和她的夫君李自茂同是合唱队中的中坚力量。
艺术团中还有个民乐队，领队是艺术团副团长、前上海华东建筑设计院院长项祖荃。他的三位哥哥，我都熟知：大哥项祖英，是上音民乐系的二胡教授，我曾为他伴奏过《二泉映月》；二歌项祖华，是中国音乐学院的扬琴教授，扬琴界的大师，我尊敬的前辈；三歌项祖萓，是前上海广播乐团的二胡演奏家。项家四兄弟，因其父热爱丝竹，成立过吴平音乐团。他们自小习艺，经受吴音熏陶，还曾组成胡琴四重奏，演出《石湖之春》。长兄、二歌拉二胡，小哥拉大胡，项祖荃则拉中胡，真是丝竹声声，其乐无穷！项院长曾参与了上海最具地标性的建筑--东方明珠及上海大剧院的设计，他融凝固的音乐--建筑设计与流动的音符--二胡演奏于一身，真是完美的结合！项祖荃在清华就读建筑系时，课余师从刘明源等名师，得益匪浅。在京参加民乐队时，指挥是著名的彭修文。在民乐队里，项祖荃曾与演奏琵琶的刘渭庭及演奏笛子的武思宁联合举办过独奏音乐会，曲目有《山村变了样》、《光明行》、《骞马》、《翻身的日子》（板胡）、《草原上》（中胡）等名曲。刘渭庭则演奏了《大浪淘沙》、《霸王卸甲》、《阳春白雪》、《蜀道行》等。可见他们的技艺非同一般！在艺术团排练现场，项祖荃与刘渭庭（琵琶）、陈奎林（笛子），合奏了《荷塘月色》，音色圆润，表达细腻，富丝竹韵味，可见功底之深！《荷塘月色》原是笛曲，由陈重教授根据清华中文系朱自清教授所写同名散文之意境所作。现经三位清华校友演释，自有一番别样心绪在其中。
在合唱排练间隙，来了市政协原主席蒋以任，敢情他也是清华校友呀！他现在是艺术团的名誉团长。巧的是2011年我曾代表父亲丁景唐，去上海理工大学（吴江大学）参加校庆，领取杰出校友奖，颁奖给我的就是蒋以任，他与我父亲还是上海浦江中学（青年会中学）前后校友，真是无巧不成书啊！蒋以任在众校友的掌声中，演唱了京剧包公的唱段，声音淳厚、洪亮，有一副唱花脸的好嗓子！经梁国光的介绍，蒋以任得知我为闵惠芬扬琴伴奏将近四十年，他便拉家常地说，“我搭闵惠芬蛮熟格，阿拉在政协会上经常碰头。我还在余红仙面前讲，我会得唱《蝶恋花·答李淑一》，侬讲我胆大伐！”我马上说：“我也会得唱呃。”在一旁的刘渭庭自告奋勇地说：“我来弹伴奏。”于是我们三人在未经合练之下，和谐地唱了一档即兴节目。蒋以任以他极富质感的男中音还在陈陈的钢琴伴奏下，同刘西拉用俄语唱了一首在座各位耳熟能详的前苏联歌曲。台下随着响起了呼应的哼鸣声，这是青春年代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啊！这些清华人当年曾誓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孜孜不倦地学习，课余生活则投入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里，尽展才华。毕业后，他们怀揣远大理想，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建设祖国的洪流中，见证了祖国从科技弱国成为科技强国的飞跃，各自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目前，这些清华人又组成艺术团，吹拉弹唱，满怀对祖国、对艺术的热爱，纵情高歌，尽情演奏，表现了旺盛的青春活力。我能结识到这样一些令人尊敬的音乐之友，深感荣幸。当蒋以任先生叮嘱我说：“侬要来格！”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会来格。”我要向他们学习，为他们喝彩！

五十年代戏剧音乐的改良
卢金德

1954年，吕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昆曲京戏中小生唱法虽不一定是完全不科学的，但已经没有发展的必要了。这种真假声合用塑造的书生强调了文质彬彬近乎女性的性格，今天看来，倒有些讽刺的意味。文章发表后很引起了一场讨论，一些京剧艺术理论家认为：小生的唱法并不是为了强调书生近乎女性一面的性格，而是为了强调人物的年轻。小生用假嗓，是因小生擅长表演青年角色，嗓音一般比较清亮。但是，它也不是一层不变的，出于表现人物性格，如叶盛兰演唱的罗成抒发了慷慨激昂的心情，而表演周瑜则侧重于多才好胜。当时人民音乐上还辟了专栏从改革着眼进行地方戏音乐的形成与发展的讨论。在一篇讨论《锡剧音乐的形成与基本特征》中就提出这样的新话题，即锡剧的女腔柔弱，男腔刚硬，这不仅是锡剧的音乐缺陷，也是一般地方戏的共同缺陷，使男声唱得过高而毁坏声带，唱不了几年就结束了艺术生命。但在此文中，又特别肯定了锡剧唱腔上的自由变化，提出在戏剧音乐改革的今天，决不能要求一种唱腔只许有一种唱法。应该充分发挥演员的创造精神，赋予唱腔以新的生命，还可以在这基础上鼓励演员根据戏的需要而进一步创造新腔。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关于戏剧音乐讨论的文章颇具学术性。说到民歌音乐演化为戏曲音乐的“牌子音乐”经历过一个复杂的过程。戏剧音乐虽然源于词曲，与美术、舞蹈结合后演化为戏曲，从单一的填词到为了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而将抒发人们喜怒哀乐的各种词牌曲调组合一起，就形成了今日戏剧音乐的刍形。特别是戏剧音乐源于民歌、我国幅员广大，各地民歌生动活泼，而戏剧的“板子音乐”源于说唱，后来又融进了音乐，突破了原来的民歌形式成了可长可短的乐句的自由联合，最后丢开了原来的曲名而以“板子音乐”来命名。
对于戏曲音乐，五十年代的破除迷信，发扬了戏曲音乐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关系到在那个时期对于民族音乐遗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对戏剧音乐的美学评估；也关系到五十年代戏曲改革和新歌剧创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当时不少有影响的音乐家在这个问题上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一个唱黑头的演员，无论是表演张飞、李逵或者包公，都唱同一个调，因此他们认为戏剧音乐是类型化的，不能创造典型的音乐形象。
更多戏曲音乐家在这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其中，《古典戏曲声乐论著丛编》就是对宝贵的戏曲音乐理论遗产的发掘。本书是从元明清比较有糸统的戏曲声乐理论书中选编的九种。特别以影响江南最广泛的昆曲为例，到了明代中叶，戏曲音乐改革家魏良辅创造了昆山腔后，戏曲演唱以不同的音色与唱法来区分各种类型人物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艺人精心钻研，在演唱技巧上有了多方面创造，来细致准确地表现民族语言的特点，在演唱中主动掌握民族语言自然而丰富的音乐性，细腻深刻地表达生活情感，形成了虽不全面但具有相当科学水平的民族声乐理论，出现了不少有关戏曲声乐的论著。
五十年代音乐最有成就的，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音乐改良，《梁祝》最初在农村演出时，舞台形式很简陋，音乐曲调很简单，只有一副带有金属的三挑板及一个笃鼓来敲节奏，再加上人声伴唱（就是台上的演员唱完一段后，台后的演员接唱尾声，类似现在的乐器陪衬接腔）。后来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开始用板胡来伴奏，并加用打击乐器来加强气氛。
越剧发展到城市后，吸收了各种戏剧的优点来充实自己。那时《梁祝》搬上舞台，有了多样乐器伴奏（除弦乐器外，还有些弹拨乐器）。曲调也随时代和环境而变化，显得比以前抒情，给人以优美的感觉。
由于越剧长期在江南大都市如上海、杭州等地演出，拥有大量的观众。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新艺术工作者都来参加越剧的改革。从此整个越剧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有了很大的改进，同时增加了作曲的人员。除唱腔外，也用配音来加强剧中的气氛。其时演出《梁祝》，用两批乐队人员，一批负责唱腔，一批负责配音。这样最大的缺点是不统一，如果再加上作曲者对越剧曲调不熟悉，就更显得不协调了。后来作了改进，把唱曲与配音统一起来，就比以前好得多。在乐队中又加用了京二胡、二胡、大胡、板胡、笛子、凤凰箫、唢呐、琵琶、月琴、秦琴、三弦及一些小型的打击乐器，使为剧服务的戏剧音乐越加丰富多彩。
《梁祝》差不多是唱曲，需要配音的地方不多。主要是把老的曲牌改变一下，使它与戏协调些。像最后梁山伯与祝英台舞蹈的场面，本来是用老的曲牌“柳腰金”,但这个曲牌显得不够跳动、不够愉快，就把它换成另一种曲调。其次像“英台哭灵”一场本来用曲牌“哭皇天”（用笛子吹，加上小锣、小钹，显得很愉快）与剧情不吻和，就改用凤凰箫代替了笛子，除去小锣、小钹，增加剧情的悲伤气氛。
当时《梁祝》中的音乐仍有不少弱点，首先是调子运用得太少（这是戏曲音乐共同的弱点）。像合唱队唱的曲调，照理前几幕应该愉快些，“十八相送”一场也须如此，但在原有越剧曲调中确实选不出愉快的调子，那时曾设法加以解决。乐器较单调的问题，在音乐改良上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增加乐器的种类，深化了剧情的感染力。

上海应该有首歌
王成荣

也不知有多少年了，一个心愿总在心头荡漾：上海应该有首歌。我这里指的是歌词。
近日，吟读了《上海歌词》第一期上“为本刊歌词谱写的歌”栏目中《上海美丽的黄浦江》后，欣慰不已：写上海、唱上海、好歹有一首歌了。上海词作家贾立夫先生妙笔轻舞，在黄浦江--上海这张名片上款款描绘、琅琅咏吟，把上海的美丽、上海的梦想，刻画得既可爱又生动，让上海人和光临上海的宾客感到亲切、可爱，从“明珠点燃日月星辰的遐想”中，“挽着文明”,走向未来。
有百多年现代化进程的大上海，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大上海，年年月月展示中国梦的大上海，难道不应该有一首激励自己、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歌么？事实上，至今还没一首脍炙阿拉民众的口耳相传的歌。十多年前，似曾有人提出过，后来亦无疾而终。无庸我多言，一首好歌，对一座城市发展的潜在意义有多巨大！那首上海词作家陈念祖写的《风从东方来》，大气磅礴，意气风发，多少也表露了一些上海的风情与豪气，还当过东方电视台的台歌，可是几年前也偃旗息鼓了。喟叹之余，我们多么期盼有一首“上海之歌”啊！
词是歌之根本，没有好词，莫谈好歌。
我以为，上海之歌的歌词务必既接申城地气，又吐百姓心言；既大气恢宏，又海派隽永，散发着历史的意味，流动着弄堂的情调，让上海人、地球人喜闻乐唱！
我说的上海应该有首歌，并非说是只能有一首所谓的市歌，它可以也理应有几首，从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多个角度去反映去吟唱，只要是说唱上海的就OK了！大上海么，唱大上海的歌亦应该大大方方。在自勉同时，我恳切地希望上海的一批出色的词作家（包括上述两位）王森、何兆华、汤昭智、薛锡祥、黄持一、张海宁、周志高、黄玉燕、朱积聚和刘希涛等，积极行动起来，写大上海的歌！
有了歌词这个“米”,还怕没有歌曲这个“饭”么？放心，我们上海有一批饮誉四海的优秀作曲家呢！
上海应该有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