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西获誉的女钢琴家
朝  巍

　　7月中旬正值上海盛夏，曾在上海音乐学院、上海合唱团、上海歌剧院工作过的女钢琴家黄伟贤，从定居的巴西飞越重洋回到上海探亲。男高音戚长伟、陆焕漪、吴诒，女高音黄葆慧、王务荆，女中音傅明珠等闻讯已功成名就的昔日同事回沪，纷纷赶到思南路一处花园洋房与她欢聚。黄伟贤过去回来演出过，但终因行色匆匆，未能与在沪的同事们见面。这次彼此相隔32年后重逢，自是兴奋不已。
　　虽然年过古稀，但身材颀长的黄伟贤仍显得风韵犹存，活跃善谈，浑身散发出一种既从容随意，又高雅端庄的气质。当年出国前，黄伟贤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元老马革顺教授的班上弹过伴奏；在上海合唱团她也曾为团内的排练和演出弹过伴奏；还为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黄葆慧、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施鸿鄂和吴诒的演唱弹过伴奏。她与这些合作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相互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
　　这次重逢，黄伟贤又坐在钢琴旁，弹起过去他们合作演过的歌曲。戚长伟、吴诒接连唱起《我的太阳》等意大利歌曲，客厅里顿时响起不老的歌声和悠扬的琴声，顿时响起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随后黄伟贤说了在巴西奋斗的情况，给大家看各种演出照片，并拿出了与德国著名小提琴家埃里希·莱勃宁格合作灌制的唱片。同事们都为黄伟贤取得的丰硕成绩而高兴，都为她在异国他乡为祖国和民族争得了荣誉而赞誉。陆焕漪不失时机地把这次聚会一一摄入镜头。
　　终身从事钢琴事业的陈伟贤生于上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优良的家庭教育，使她很小便得到了浓厚的艺术熏陶。信仰基督教的母亲擅弹钢琴，是她最早的启蒙老师；从圣约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的父亲擅拉小提琴，担任过上海一个业余交响乐团的首席。无疑热爱音乐的父母都给了黄伟贤很大的影响，给了年幼的她许多学习音乐的指导。这个家庭很像一个音乐之家，除父母外，她的哥哥和弟弟也都很小就开始学习音乐，以后哥哥成了珠影乐团的一级小提琴家，弟弟成了作曲家和合唱指挥。早期兄弟姊妹之间学习音乐自然就产生了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局面。
　　真正使黄伟贤走上学习钢琴正规轨道的还是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拜在上音钢琴系主任范继森的门下。同时她博采众长，又跟随马思荪、张隽伟、吴乐懿等名家习艺。
　　自此她的钢琴修养和演技有了长足的提高进步。1960年她以优异成绩从上音毕业，学院非常看重她的才能，留她在学院担任“钢琴演奏艺术指导”.她开始与马革顺教授合作，担任教授训练的合唱团排演的专职钢琴伴奏，除在市内外不断演出外，还为电台、电视台录制合唱节目，为唱片厂灌制音带和唱片。1963年夏天起，她又先后在上海合唱团、上海歌剧院担任伴奏，与合唱团和一系列著名歌唱家联袂举办过许多音乐会，同时担任上音及合唱团、歌剧院等处的繁忙钢琴教学。频频出场亮相的她，也被人誉为青年美女钢琴家。
　　“文革”中，她的演奏和教学受到了相应的限制，但她并未放弃钢琴专业，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学会了钢琴家殷承宗等创作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并成了在上海市政府大礼堂等剧场第一位上演此曲的钢琴家，受到好评。“文革”后尽管国内环境有了较多的变化，但陈伟贤还想到国外开眼界、长见识。恰好她有位阿姨在巴西圣保罗开中国餐馆，于是通过阿姨的关系，黄伟贤和小提琴家的丈夫及年幼的儿子，移民至圣保罗。刚到当地，一家三口都不会讲葡萄牙语，对于视钢琴为第二生命的黄伟贤来说，既没有音乐学院，又没有钢琴，她感到是如此的失落和伤感。然而她明白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于她家这样的外国人来说，只有不懈奋斗，只有设法融入巴西的知识社会，方有前途，方能扎根。
　　好在她和丈夫都有在中国学到的一技之长，而且巴西正统音乐的水平比不上欧美国家。所以夫妇俩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在圣保罗联袂举办了一场钢琴与小提琴的独奏会，引起当地业界和听众的注目，随后夫妇俩顺利地考上了圣保罗州立交响乐团和圣保罗市立歌剧院，成了该市至今唯一的两位中国音乐家。生活开始在黄伟贤面前展开坦途，她和丈夫凭着自己的音乐实力，逐渐进入巴西的知识社会，更是在当地华侨界享有盛誉。巴西人生性热情豪放，也给了她家许多帮助。
　　黄伟贤在歌剧院辛勤工作，苦练琴艺，总是很好地承担自己的职责，很好配合歌剧院完成指派的各种演奏任务，不但得到院里从上到下的称赞，而且得到外来指挥家和歌唱家的美誉。除在院里承担自己的工作外，她还与院内外的演奏家合作举办二重奏、三重奏等形式的室内乐音乐会。她与德国小提琴家埃里希的合作，颇有些传奇色彩。黄伟贤为让年幼的儿子接受正规的小提琴教育，便将儿子送到在巴西享有盛誉的埃里希处学琴，而且毛遂自荐地表达了与埃里希合作演出的愿望。但这位严谨的德国人，并不看好从中国来的她，婉转地以“我已有了合作者”而谢绝。黄伟贤毫不气馁，更加紧了暗地里的努力和准备。她观听和揣摩了大量名家演奏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的唱片及录像，熟读和背记了许多这方面的曲目和乐谱。在某日送儿子学琴时，埃里希顺口对她说：“我很想演奏勃拉姆斯的F·A·E奏鸣曲，遗憾的是，巴西至今还没人能弹。”黄伟贤听在心里，练在手里。她回家后，马上开始练弹此曲的钢琴部分，直至弹得得心应手、流畅自如，并很好地体现了此曲的意境和风格。
　　终于机会来了，她又一次与埃里希见面，就胸有成竹地对德国人说，她可以与他合作演奏勃拉姆斯这首难度极高的作品。听了她的练习和准备的介绍，听了她在钢琴上弹的片段，埃里希完全信服了她的能力，答应与她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就这样中德两位演奏家随即开始了这首乐曲的排练。小提琴奏鸣曲中，钢琴并不是伴奏，而是有着支撑小提琴的重要演奏部分，有时钢琴还有明显的独奏与小提琴的竞奏。黄伟贤既是绿叶陪衬，又是锦上添花。此曲由两人演后，获得很大成功，埃里希非常高兴能在巴西找到一位珠联璧合的合作者。接着他们又排演了其他曲目，录制了唱片，公开出版发行。黄伟贤的儿子在埃里希的指教下，迅速成长，现在德国一个颇有名气的交响乐团工作。
　　埃里希和黄伟贤建立了浓厚的友谊，并在1990年6月，作为巴西国家级的演奏家同为音乐使者，来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举办了4场音乐会。黄伟贤还精心苦练了法国作曲家肖松的钢琴协奏曲，与中国的乐团合作演出。他们所到之处，备受赞扬。到上海后，黄伟贤领着埃里希访问了母校--上音。她的老师马革顺、昔日的同事、同学热情友好地欢迎两位音乐家的来访。埃里希从这所历史悠久、成绩卓著的高等音乐学府里找到了合作者黄伟贤之所以能成功，能不断撷取艺术硕果的答案。
　　黄伟贤现在万里之外的圣保罗有宽大的住宅，家里放着大三角钢琴，比起32年前刚到圣保罗，可以说生活和事业已今非昔比。但她始终不忘祖国对她的培养和师长对她的教育，始终对故土、对同胞怀有极深的感情。就在圣保罗，她常常为祖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而高兴、而鼓舞；她常常参加当地华侨举办的各种庆祝晚会活动。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她兴奋地在庆贺晚会上，为百位华人组成的合唱团进行钢琴伴奏，《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与精湛的琴声一起飞扬。也就在这天晚上，为了表彰华人在各行各业为建设巴西作出的突出贡献，中国驻圣保罗总领事孙荣成及巴西华人协会会长吴耀宙向黄伟贤等十位杰出华人颁发了优秀华人奖，其中她是唯一的女性。她还被巴西华人的《名人集》《中国移民巴西》杂志评为“知名人士”;又在中国国务院出版的《华声服务》刊登的《闯世界的女钢琴家》的文章里被评为“杰出华人”.
　　

我在德国孔子学院唱古诗
杨  赛

　　到孔子学院做一场关于中国音乐文化的讲座，是我很早就有的想法。当我获得欧盟的资助，将到比利时根特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究时，我就给德国纽伦堡的纽兰根大学孔子学院德方院长徐艳博士写邮件，介绍自己的情况，表达了要办讲座的意向。徐艳院长立即回应，表示等我到欧洲后，再进一步商量。
　　徐艳院长在媒体上看到我为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成功举办2012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消息后，立即给我打电话，落实纽伦堡--纽兰根大学孔子学院的讲座事宜。我们议定，举办一场风雅中国讲唱会，由我和在根特大学音乐系任教的Dirk Moelants博士（他是Viola da gamba演奏家）合作，演唱十首诗词歌曲：《弹歌》、《沧浪歌》、《孔子之歌》、《关睢》、《凤求凰》、《胡笳十八拍》、《木兰辞》、《阳关三叠》、《关山月》和《极乐吟》。以这些歌曲为中心，我讲一下中国音乐文化。
　　要在孔子学院开一场两个多小时的讲唱会，对我来说，还真有些难度。我与根特大学汉学系巴得胜教授和安海曼教授商量，能不能先在根特大学汉学系举办一场关于中国诗词音乐的讲座。安海曼教授告诉我，学生们对中国古代歌曲的创作与传播非常感兴趣，经常在课堂上问一些关于中国音乐的问题，她安排我给一年级和三年级学生各开一场讲座。在根特大学的这两场讲座上，我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领着洋学生们演唱了这些诗词歌曲。洋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唱得也特别认真，一个个摇头晃脑，看不出半点洋腔洋调。晦涩难懂的文言诗词，经过音乐的阐释，变得容易理解了。课后，很多学生余兴未了，要求我把歌谱传到网上，供大家下载和传唱。
　　为在孔子学院举办讲唱会，Dirk博士给了我不少帮助。他是一个很认真、很有悟性的演奏家，专门抽出时间，同我一起排练了多次。排练时，他让我站在他的面前，尽量配合我的演唱来调节gamba的音色、音强与音长，以增强表现力。古典诗词意蕴丰富，词意的转换十分频繁，诗中的角色也经常发生变化，我通过唱音的强弱、虚实、断连来表现词句间这些微妙的关系。为了尽量把音高和节奏记牢、唱准，我花了很多力气用打谱软件将十个乐谱制作了一遍。我还精选了一些我采风时拍摄的图片，制作了讲唱会的PPT,并翻译成英文，挂在网上。根特大学的博士团队给我提了很多修订意见。每次排练回来，我都会在根特大学汉学系的饭桌、酒桌、茶桌上即兴演唱一番，请大家来点评。有了这些经历，我心里差不多有底了。
　　我和Dirk博士坐了八个小时的火车，从根特赶到纽兰根，当我们走进纽兰根大学的演讲大厅时，已经来了几十个人，有中国人，也有德国人。有些华侨还带着孩子一起来。为了表达谢意，我给每一位听众送了一幅我写的书法作品，算是暖场吧，让大家事先感知一下中国文化。我随后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我们今天到孔子学院来，当然要唱《孔子之歌》。孔子还有歌？一下子激起大家的兴趣。孔子对中国音乐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能鼓琴，能唱歌，还整理了中国最早的歌曲集--《诗经》。他在两千多年前创办孔子学院，先后招收了三千多名学生，教六门主要课程，其中一门就是乐学。孔子的学生们继承了孔子的音乐思想，建立了一整套儒家礼乐制度，这套制度融入到中国民间祭祀仪式中，一直传承到今天，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文化大革命以前，孔庙遍布全国，人们在孔庙里祭祀孔子。每次祭祀孔子，都要唱《孔子之歌》。这首《孔子之歌》来自湖南浏阳祭孔古乐。我还用根特大学讲学的办法，带着听众跟我一起唱。唱《弹歌》的时候，我唱主歌词，他们唱后面的劳动号子。唱《阳关三叠》的时候，我演王维唱主曲，他们演其他送行者唱和声。真是有唱有合，有情有意，有些曲子反复唱了好几遍才罢休。
　　十首歌唱完了，也讲完了，进入答问环节。有听众问我，杨老师，您刚才唱的都是古诗古谱，有没有古诗新谱？我说有的，为古诗写新谱，是我们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传统，80多年来，我们创作了很多古诗歌曲。大家熟知的是何占豪教授谱的《别亦难》。我把这份谱子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合唱了两遍。又有听众问我，杨老师，你们有没有新词新曲呀？我说，将中国文言诗词里的意境转换成白话文歌词，唱出声、情、意、韵来，这正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我们创作了风雅中国系列艺术歌曲，包括《关关睢鸠》、《击鼓其镗》、《采采卷耳》、《南有乔木》、《静女其姝》、《伯兮朅兮》、《青青子衿》、《蒹葭苍苍》、《桃之夭夭》、《采薇采薇》等。我展示了3首新歌的MV:《关关睢鸠》、《击鼓其镗》、《走进这扇门》。大家听了觉得很有特点。一位台湾听众对我说，杨老师，我们小时候在台湾念书，背古诗，都是唱的。我说，内地受到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因素的干扰，台湾在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请问你们是根据什么谱子唱的呢？她说，我们是乱唱的，背诗的时候，班上有同学起头唱，其他同学就跟在后面乱哼，几遍下来，大家都能把诗背出来了。我说，你们用的，正是孔子的教学方法。孔子也喜欢带着自己的学生，到沂水边去洗澡、去高坡上吹风，然后大家一起唱着《诗经》散步回家。你看：德国的黑啤酒，都是工人精心酿造的，要一口一口慢慢品；中国的诗词，都是诗人反复吟咏过的，得一字一句拉长了唱。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嘛。唱着唱着，自己就成了诗人。中国古代的诗人，都是在一路吟唱中成长起来的。
　　Dirk博士通过一些图片向听众介绍了Viola da gamba.这是一种古大提琴，起源于15世纪，能忠实地表现巴洛克音乐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这种乐器与中国古琴歌曲相配合，有一种特别的效果。
　　我接着说，中国是一个伟大而悠久的音乐之国，音乐水平曾经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自17世纪以来，西方乐器制造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Dirk博士刚才介绍了Viola da gamba五个多世纪来的发展历程，就是西洋音乐近三百多年来迅猛发展的见证。清中叶以来，中国音乐长期停滞不前，日益落后。一百多年前，两位留学德国的中国学人都看到这一点，立志改变中国音乐衰落的局面。这两个中国人，一个叫蔡元培，一个叫萧友梅。1927年，他们共同创建了中国第一所专门的高等音乐学府--上海音乐学院。在今天的上海音乐学院校徽图案中，既有来自西方的竖琴，也有来自中国的编钟，八十多年来，上海音乐学院注重中西结合，既引进和吸收西方先进音乐文化，又挖掘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音乐文化。
　　讲唱会圆满结束了，我们到一家德国餐馆里看球赛，吃猪肘，唱歌曲，喝啤酒。徐艳院长对我说，杨老师，你唱的这些诗歌，我在学生时代都背过，都很熟悉，你唱得那么投入，那么传神，我在下面听了有种莫名的感动。中国古代的诗词歌曲实在太迷人。遗憾的是，中国现代教育并没有充分重视，出现了断层。我儿子八岁，在德国上小学。德国的音乐教育丰富多彩，层次多样，十分发达。我说，是呀，目前，中国音乐教育与西方音乐教育还存在明显的落差，中国音乐文化的传播力明显偏弱。安海曼教授告诉我，根特大学的许多学生更愿意接受日本和韩国的流行音乐。在信息化、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中国音乐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音乐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一个重要方面。在中欧人文论坛的一次交流会上，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一位教授向我提出文化资源的概念。我对他说，中国古代音乐文化遗产，也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我们要让中国音乐文化被世界人民了解和接受，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孔子学院作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窗口，也可以在推广中国音乐文化方面做更多的事情。
　　（作者为比利时根特大学艺术哲学博士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艺术学博士后）
　　

走向世界乐坛的吕绍嘉
靳益延

　　在今年第1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享有盛誉的宝岛指挥家吕绍嘉将率领台湾爱乐乐团来沪举办精彩的交响音乐会。年富力强的吕绍嘉，是从台湾走向世界乐坛的指挥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来沪指挥过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给本市听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今年52岁的吕绍嘉生于台湾新竹，父亲是医生，他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6岁时他开始学钢琴，先后师从好几位老师。在台湾大学他读的是心理学系，但积极参加学校里的各项音乐活动，尤其是从指挥大学里的学生合唱团，感到了指挥的魅力，并迷恋上了指挥。从来校训练合唱团的著名台湾指挥家陈秋盛身上，他更坚定了学习指挥的信念，还幸运地拜在陈秋盛的门下，随从陈秋盛学艺。吕绍嘉说过，他在台湾大学读一年级时，帮陈秋盛的学小提琴的学生担任过钢琴伴奏，“陈老师从我的钢琴弹奏中，看出了我能成为好指挥的潜力，还主动教导我。他的指导方式以启发为主，仿佛一开始，就看出我的发展性。”
　　1985年，吕绍嘉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主修钢琴，而且通过了该校指挥班的入学考试，次年他被陈秋盛执掌的台北市立交响乐团聘为助理指挥。1987年，他进入国立维也纳音乐学院主修指挥，翌年便在名闻遐迩的法国贝尚松国际指挥比赛中获得第一名。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法国指挥家皮里松、中国大陆指挥家吕嘉和水蓝、香港女指挥家叶詠诗都因获得此赛大奖而闻名于世。1991年他从国立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同年10月6日，又在意大利北部的特伦多举办的第二届裴德洛蒂国际指挥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这个以已故意大利指挥大师裴德洛蒂命名的指挥比赛也是世界高水平的一项比赛。1994年他还在荷兰孔德拉辛国际指挥比赛获得首奖。自此他在欧洲奠定了指挥事业的基础，指挥合约源源不断而来。
　　1995年吕绍嘉引起台湾业界和听众对他刮目相看。这年台湾文化机构邀请慕尼黑爱乐乐团赴台演出，谁知临场指挥的切利比达克患病，不能赴台执棒。何人可代替这位与卡拉扬齐名的大指挥家在台指挥呢？有人推荐几年内多次获国际指挥比赛第一名的吕绍嘉顶替，此荐得到了慕尼黑爱乐乐团的肯定。于是吕绍嘉“临危受命”指挥了这场音乐会，获得很大成功，良好影响遍及宝岛，以至欧洲大陆。1991年12月21日吕绍嘉与台湾优秀的女作曲家杜文惠结为伉俪，并在德国定居。从1995年到1998年，他被聘为柏林喜歌剧院首席指挥；1998年至2001年担任了莱茵国家爱乐乐团音乐总监；2001年到2006年他荣任汉诺威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成为该院成立300多年来唯一一位非德国裔的音乐总监。在汉诺威任职期间，他曾被当地业界评为“年度最佳指挥”,汉诺威国立歌剧院被评为“年度最佳歌剧院”.此外，他还担任过国立汉堡歌剧院、法兰克福歌剧院和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的客席指挥。
　　目前，吕绍嘉仍在欧洲发展，偶而回到台湾指挥演出，他由此很关心“台湾新生代指挥断层问题”,希望台湾业界对此问题“必须要面对”.年过半百，吕绍嘉在广泛而丰富的指挥生涯中，显示了中华子孙的聪明才智，愿他不断登攀上新的指挥境界，获得更多的赞誉。
　　

朱里尼的逸事
吴  孙

　　被世人冠以“指挥祭司”的意大利指挥大师卡罗·玛利奥·朱里尼虽然生前指挥硕果累累，但他却性格内向，不擅社交，与他诗意盎然地驾驭大型交响乐团，演绎一部又一部交响乐的鸿篇巨制大相径庭。他出征洛杉矶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后，按他的要求，在签订的合同上，竟明白地写上了他可以不参加社交聚会的条款。在美国这样开放性极强的社会，有如此指挥家不喜抛头露面的公众活动，实属少见。个性拘谨谦逊的他，把自己的指挥工作看得如教堂祭司担负的神职一样重要，并说“极渺小的我，呈现天才的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朱里尼恰是风华正茂之时，可是他的音乐事业却因战争而受挫折，于是他与小自己12岁的少女希罗拉米结婚。两人始终不离不弃、白头偕老。当1985年夫人身体不好时，71岁的朱里尼便立即辞去洛杉矶爱乐乐团音乐总监的工作，一心一意回到家里，陪伴体弱多病的夫人，仅偶尔客串指挥演出。由此可见他与夫人感情笃厚，相濡以沫。1988年朱里尼因健康原因宣布退休，从此淡出乐团，专心陪伴夫人。1989年他因唱片录音获格拉美大奖。1995年夫人去世后，他悲伤欲绝。好在他与夫人育有三子，尚能给他天伦之乐。10年后，朱里尼也追随夫人而去，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