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音乐会在上海
笙 龄

　　作为上海星期广播音乐会30周年庆典的重头戏，上海交响乐团草地交响音乐会于4月21日在辰山植物园举行。绿色是大自然的底色。几千听众在草坪上或坐或站，轻松舒展，吮吸着青草的芳香和跳跃的音符。我是一个90高龄的老人，虽然无力参与，但还能从回归历史中体会到这种绿色音乐会带给爱乐人的欣慰。
　　绿色音乐会是当年在沪洋人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音乐演出形式，它择取的场所是城市的绿色环境，演 的当然是西方古典乐曲为主的音乐。在欧洲，18世纪时英国伦敦的绿园露天音乐会就远近闻名。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上海滩站稳脚跟后，也在他们的文化生活中带来了这种音乐演出形式。在上海近现代音乐文化发展中，沪上几个西方模式的老公园，如外滩公园（今外滩滨江一带）、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以及逸园跑狗场（今文化广场）都举办过绿色音乐会。演出单位基本是上海工部局乐队，从20世纪初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
　　上海工部局乐队由1879年的上海公共乐队（管乐队）演变而来，由工部局租界娱乐基金会管理。最初指挥是法国人雷慕萨（M.Remusat）。1900年管乐队正式编入英租界工部局系统，工部局成立了音乐委员会，乐队由意大利音乐家瓦兰萨（Valemza）任指挥。1907年起由德国音乐家鲁·布克（R.Buck）接任指挥。布克任职12年后，才由对上海交响乐发展起很大影响的意大利音乐家梅百器（M.Paci）接任。
　　当年，租界当局为了满足旅沪外国人的娱乐消闲活动需要，在修建公园时，都把夏令音乐演出的场地设施加以考虑规划，也有是后来增设的。在几个老公园中，有两个公园举办的绿色音乐会，颇有特色：一个是东面的外滩公园，一个是西面的兆丰公园。
　　旧上海的外滩公园地位优越，是租界工部局最早辟建的一个公园，在江边河畔的这片小绿地上，修建了一个开敞舒展的六角形音乐亭。这亭子很惹人注目，最醒目的是外观颇像“洋人的帽子”的那个大亭顶，而下面支承的柱子又很细。工部局乐队就顶着这个“洋人的帽子”在里面演出。雷慕萨任指挥的乐队是个铜管乐队。遗憾的是他在沪时间太短，不久即不幸病逝，年仅65岁。雷慕萨是位颇有造诣的长笛演奏家，在欧洲时很为活跃，写过上百首长笛独奏曲。他对上海音乐发展的贡献，不仅是时间早，而且还引进了一批外籍乐师。1878年他偕夫人去菲律宾回沪时，就带来了菲律宾籍乐师。
　　当时乐队人数不多，这个音乐亭足够使用。听众都是在沪的外国人，他们半躺在帆布椅上，悠闲自得地在乐曲声中享受着生活乐趣。显然，这同后来举办的夏季露天音乐会听众专注欣赏音乐并不完全相同。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纽回忆当年在沪时的生活，曾把在外滩公园乐曲声中的一段难忘的罗曼史留给读者。解放后，音乐亭仍是公园一景，后来在外滩综合改造时消失了。
　　兆丰公园（“杰斯菲尔德公园”）是1914年辟建的。它曾是沪上最大的公园。1924年又在公园的北部修建了一个露天音乐厅，其主体是一个长17米、高8米的半穹形云石音乐台。台前是块面积达2700平方米的大草坪。这块绿色场地可供成千听众欣赏音乐。10年前笔者曾去公园寻觅音乐厅旧址，只能找到一些残迹 ,倒是那个当时同为游人喜爱的女神白石亭基本保存完好。
　　夏季露天音乐会的历史几与工部局乐队的演奏史同时开始。1900年公共乐队正式编入工部局系统，意大利音乐家瓦兰萨任指挥时，夏季已有露天音乐会的演出。这一年共举办了182场公共音乐会（另有为私人场合演出了272场），露天音乐会从当年的5月19日开始，到11月30日结束。夏季从7月15日到9月26日的公园露天音乐会于晚上9时演出，其余时间露天音乐会在下午举行。抗战爆发日军侵入租界前，乐队仍在几个公园举办露天音乐会，有时是管弦乐演奏会，有时则为铜管乐演奏会，如1940年夏天每周六晚上，在外滩公园举办铜管乐演奏会，在兆丰公园两种音乐会都有。听众平均每场为1200人以上。
　　抗战胜利后，夏季音乐会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同二、三十年代的常规音乐会比较，演出地址由几个公园转到以逸园跑狗场为主。每年只能勉强举行若干场演出。1946年夏季音乐会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除了几场交响乐演奏会外，另外还有几场独唱会和个人作品演奏会，总共开了30次音乐会，听众多时一场可达2000人。到1947年，除逸园外，兆丰公园经修缮后也开过音乐会，华人爱乐者日益增多，而物价却不断上涨，音乐会票价起码1000元。工薪阶层听众阮囊羞涩，怎么办？这就出现了“场外听众”的感人场景。逸园露天音乐会开演后，门外总有不少听众或站或蹲，以各种姿态谛听着从场内随风飘来的乐曲。
　　绿色音乐会，催生了上海一代代的爱乐人。今年7月底上海交响乐团又要举办第三届夏季音乐节，而今绿色音乐会越加焕发出勃勃生机。
　　

从“法兰西魔笛”说起
李长缨

　　舞台灯光逐渐暗下，法国长笛演奏家路易克·布朗先生在一束追光中慢慢从侧幕走出，德彪西悠扬的《芦笛》立即弥漫开，使人情不自禁地走人牧神潘与仙女们的追逐中。这是星期广播音乐会的一场演出，  “星广会”的舞台上出现来自国外的长笛独奏家，在它三十年的历史中，尚属首次。
　　我对这一刻印象极深，是由于我就站在侧幕。这一曲演完后，我将以伴奏者的身份上台，为布朗先生伴奏。当听到主持人说有请钢琴演奏李长缨时，我着一身玫瑰色礼服和布朗先生走上舞台，此时的我已感觉不到紧张，只想尽情释放音乐。一束追光淡淡地射在琴上，我定了一下神，十六分音符从指尖划出，不紧不慢，巴赫那种永无止境的平衡律动不断前行……
　　巴赫的音乐连同这记忆把我拉回2005年7月14日的星期广播音乐会“法兰西魔笛”专场中，我担任了音乐会的统筹、编辑工作，也作为整场音乐会的钢琴演奏身份出场。说到音乐会的主角路易克·布朗先生，来头可不小，他不仅是法国梅西安音乐学院院长，也是世界三大长笛大师中的两位朗帕尔和拉里尔的高足。无巧不成书，他也正是我大学同学，旅法长笛演奏家汤芷诺的老师，于是邀请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如何让“法兰西魔笛”在“星广会”的舞台上，吹出更吸引听众的音符？如何在一个半小时中，让听众既了解长笛的音色、特性又欣赏到佳作？如何在浩瀚的长笛作品中梳理出一条清晰可辨，又生动有趣的介绍线索？这些点正是“星广会”和普通音乐会区别的关键。我们斟酌再三，在曲目选择、演奏形式上，尽可能地多样化，以长笛独奏、双长笛、小提琴长笛与钢琴三重奏等诸多形式演奏了从巴赫、莫扎特、德彪西到皮亚佐拉等各个时期作曲家的代表作。在互动环节上，我们尽可能把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在现场，我请听众猜猜布朗手中的金长笛价值多少，场内气氛立刻活跃起来，记得当布朗先生拿起这金灿灿的长笛时，有些听众一开口就说80万，也有说20万，当最后答案公布金笛大约40万元人民币左右时，听众方知真委。音乐会最后在我和布朗先生、好友汤芷诺演奏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中结束。走出音乐厅，我听到不少听众在议论，有的说“长笛原来是木管家族的皇后啊”,有的说“原来长笛吹起来有那么多种技巧，表现力真丰富”,听到这些话，感受到听众对长笛音乐的喜爱，我倍感欣慰！或许他们今后自己会去寻找好听的长笛作品，或许他们会再次来听“星广会”,爱乐者的队伍又多了几个，我边想边踏着轻快的脚步走进人群中……
　　从2004年10月24日“星广会”恢复之日起，我开始担任“星广会”的统筹和编辑工作。记得恢复之后的首场音乐会，由上海爱乐乐团带来《交响乐ABC》，通过广播直播，  “星广会”又重新走进千家万户，当时我现场采访了时任上海爱乐乐团音乐总监的指挥家陈佐湟先生，作曲家徐景新先生和现场观众，他们对“星广会”重新开办都寄予了厚望和期待。之后上海五大乐团和优秀音乐家们交相辉映，上映了一幕幕精彩的演出……在组织演出和音乐家交流的过程中，他们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着我。曹鹏先生说：普及音乐就像铺路、就像造林、就像植树，要一点一点地来，不能急于求成，这是指挥者的天职。在与广播前辈和同行们一起工作中，大家齐心协力、兢兢业业，动足脑筋把“星广会”办得有声有色，这种锲而不舍、敬业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确实，  “星广会”三十而立，她不仅是城市文化的一个缩影，有着普及音乐的义务，更多的是承载着一份社会责任。至今许多温馨感人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我依然记得95岁高龄的马革顺先生坐在椅凳上指挥“巴比伦河畔”合唱六百年音乐会；曹鹏与中国大陆第一个民营乐团--上海城市交响乐团首场成立音乐会就是在“星广会”上，他们与自闭症孩子每年在此舞台上共同演奏；歌剧院合唱团与台下观众将近1200人激情澎湃地演唱《黄河大合唱》；祝贺陈燮阳70大寿、潘寅林从艺40周年，全场齐唱生日歌；可爱的听众朋友在音乐厅售票厅门口排长队买票；我们还曾邀请“太阳花计划”农民工的孩子和志愿者一起观看演出；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我们经典947全体编播人员现场朗诵“生死不离”,感染了全场观众；主持人王勇伏案多少个夜晚化为在舞台上从容、睿智幽默的讲解；我们工作团队搭台至凌晨更是家常便饭的事……
　　在繁花似锦的数百场“星广会”中，也许我是聆听她次数最多的一名“听众”.除了现场直播，隔周在电台播出的“星广会”重播，我也必须从头到底再认真听一遍，写好重播串联稿，修剪主持人讲话。现场音乐时常超过一个半小时，而重播一定是在一个半小时内，因此经常会对到底去掉哪首作品反复思量……
　　2006年，我怀孕了，在与“星广会”小别的几个月里，和腹中的宝宝一直在收音机旁听“星广会”.时间一晃，如今儿子也五岁半了，他或许是“星广会”最忠实的小粉丝之一，每每走进音乐厅，他会说“走进经典音乐从星期广播音乐会开始”……（选自《星期广播音乐会30周年纪念册》，作者为“星广会”编辑）
　　

我家老童学二胡
丁言仪

　　我家有把名师制作的二胡，音色圆润明亮，是把不错的好琴，只可惜家中无人能使它发出绕梁之音。某日在小区的布告栏上看到社区学校招收二胡班学员的广告，我眼睛一亮，立马转身回家想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家老先生。没想到他竟爽快地一口答应去学二胡。吃过晚饭，他便翻箱倒柜，爬上爬下地找出了那把名师制作的二胡。
　　终于盼到了开学的那一天，他带着找出的二胡去上课。上完课回家，我问他教了什么内容，他说：“便当来西，老师叫阿拉练空弦。”第二天、第三天，他各练了几分钟，第四天又拉起了开学前练的几首小曲子。我知道他觉得拉空弦单调，没兴趣练习，于是我替他弹起了即兴伴奏，这也是我在教小孩时常用的手段。果不其然，他绕有兴趣地练习了半个多小时，还提出明年学年结束要汇报时，让我替他弹伴奏，我满口答应当他的终身伴奏，这叫夫拉妇伴嘛！
　　过了几周开始练第一把位了，我听着他半音总拉不准。便凭着对二胡略知一、二的理论知识--在此之前，我已看了一点有关二胡的教课书，当起了现场指导，告诉他二指与三指的距离要缩小。看着他那粗壮的手指费力地靠近再靠近，实在有点为难他--他那双大手更适合拉低音倍司。我难以想像当他拉到高把位是如何一番景象？手指像叠罗汉似的？不过，老师总会有办法的。一次，我在整理沙发时，突然发现边缝空隙里有根尺余长的小木根，上面画了一条垂直线及几条水平线，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他为了练指距而制作的工具。我便不失时机地誇他用功，会动脑筋练琴等等。鼓励的话无论小孩或成人都爱听，这种表扬的方法，用上海话来讲就是“哄哄伊”.这也是我教学生的惯用伎俩，用在我家老先生身上同样奏效，基本上他每天都和二胡亲密接触。
　　随着教学进度的加深，节奏开始复杂了，他弄不清二四拍与三四拍的区别，也搞不懂四分音符与八分音符的不同。我教他用手打拍子，但往往是手跟着节奏而快慢，这正是初学者经常会出现的问题。我便像教小孩一样抓着他那肉笃笃的大手费力地打拍子，直到他能自己看着我的手上下打拍子为止。没想到他上课回家说：“老师叫阿拉用脚打拍子。”老师的话就是圣旨，我也经常会享受到这种待遇，对他解释说：“先用手打拍子，把谱子唱正确，熟练了再边拉琴，边用脚打拍子。”这下子他可忙乎了：开始第一、二拍还可以，但随之即转入脚与节奏同步。我用手在他肩上打拍子，让他能与我的手同步，然而他也只能坚持几拍便前功尽弃。于是我再加上口数拍子，但他却听而不闻。怎么办？还是回到起点，重新跟着我用手打拍子看谱视唱，直唱到他能独立打拍子唱对谱子，再慢慢地一小节、一小节地用脚打拍子拉二胡，我想楼下邻居可能还会以为我们在跳踢踏舞呢！看着他手脚并用地拉二胡实在辛苦，为了让他看到光明前程，我便安慰他：“现在打拍子是为了将来不打拍子，这叫从简到繁再到简，从无到有再到无。这就像国画中的留白，音乐中的休止，达到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句‘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最高境界。”“想勿到，阿拉屋里厢还出了个哲学家！”我家老先生如此说。
　　转眼一个学期结束，老师布置了暑期作业，和所有的学生一样，他也给自己放起了长假，看着日历上的日期，离上课的日子越来越近，终于从朝北的房间里又传出了微弱的二胡声。我推门进去，一股热浪夹杂着一股酸味狠狠向我袭来。我说：“这么热的天为啥不开空调？”接下来的回答令我啼笑皆非：“功夫是来勒三伏天练出来格，阿拉是响应节约用电格号召，过低碳生活侬懂伐？”可是中了暑，去医院看病就不是低碳生活了。
　　每当听到他拉的节奏错了，音不准了，出于教师的本能，我会耐心地站在他身边陪练，时不时地纠正他的错误。一次他终于按奈不住了：“好了好了，侬真格拿我当三岁小囡了，我自介也会得拉格。”我赶紧知趣地退避三舍，到门外调整呼吸，尽量做到充耳不闻。毕竟他已有七十好几的年龄，学的又是在民族乐器中属难掌握的二胡。为了体验他学二胡之不易，我也练上几弓。本以为我有音乐基础，年岁比他轻，学起来应该比他顺当得多，然而音仍会拉不准，弓法、指法也会搞错，如此就得多化点时间练习才会拉得令自己满意。我这个“半瓶醋”的陪练，终于在我的一位二胡演奏家的老朋友来访之际卸了重任，并得到了一个极佳的学习机会。原本我家老先生左、右手的毛病我略知一、二，但不知用何种方法去解决，经老朋友半小时的指点，我茅塞顿开--毕竟隔行如隔山，专家就是有道理！
　　新学期又开学了，老先生信心满怀地背上二胡，踏上了学二胡的新征程。回到家，他说老师要他们单独汇报，我问他拉得如何，他说：“马马虎虎。”又说：“老师布置了一首考级乐曲，蛮难格。”我看了谱子确实难了很多。老先生说下周四要加课，因下周五要摄像。周四上课回来，他说：“明朝阿要去拍录像，今朝下半天等电话通知就晓得了。”到了吃晚饭时，老先生在嘀咕：“介晚了，电话那能还勿来。”我这时才想起电话通知之事。晚饭后，我劝他别把录像放在心上。去学二胡就是享受学习的过程，不求结果，这就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通过学习的平台结交朋友，练练脑子，最终是为了健康、快乐。我对他讲：“侬学了二胡，识了谱子，学会了唱歌，每礼拜去卡拉OK厅与朋友们欢聚一场，勿要太开心喔。”是啊，他因为喜欢音乐，又爱上了跳舞，在每周一次的舞会上大显身手；还参加了老年时装队，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为晚年生活抹上了一道鲜亮的色彩！子女们回来探亲，也惊喜地发现老爸变了，变得开朗、乐观，成了一位身心健康、名副其实的老玩童。
　　音乐，真是改变人的“灵丹妙药”!
　　

从前家有钢琴
丁言昭

　　20世纪40年代，我家有架钢琴，是德国“施特劳斯”牌的，音色非常动听。爷爷丁继昌当时在教会的浸会书局工作，洋人回国时，将此琴半送半卖地给了爷爷。
　　有了钢琴，得有人弹啊。于是，爷爷请了上海国立音专的一位女学生，来家教孙女丁言文和丁言仪，即我的大姐和二姐。那时她俩一个7岁，一个5岁。钢琴放在客堂间的左墙边。大姐小时候特别调皮，每次学琴时，老是东张西望，看到门外小朋友在玩，她的心就痒痒的。为了让两个女儿能好好学琴，妈妈王汉玉就坐在一边监督，有时让她的妹妹王小玉坐镇。
　　当时我还小，只觉得挺好玩，这个东西怎么会发出那么美妙的声音。在我印象中，那位女老师长得很美，瘦高个，两条长辫盘在脑后。有一次，她来时手里提了一个长盒子，我本来在弄堂里玩，看见长盒子，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连忙跟了进去。只见她从盒子里拿出一根长长发亮的乐器，长大后，我才知道那叫长笛。她让姐姐们听她演奏。哇，那声音真是太美了，我躲在门边听着，也不出去疯了。最近我问大姐，是否还记得长笛的事情？她说，“记得，那是老师为了提高我们学钢琴的兴趣啊。”
　　这架钢琴在“文革”中被抄，后来折价只卖了100元。听说有人在一所小学里看见这架钢琴，可人们都已不知道这架钢琴曾给我们姊妹的童年带来了多大的快乐……终究琴缘难弃，家里又买了一架钢琴。
　　我现在居然仍能弹出当年姐姐们的练习曲，如《往事难忘》。据以后考进上海音乐学院的二姐考证，这首曲子来自于美国出版的钢琴谱，并有唱词，“啊，给我讲那好听的故事，往事难忘，往事难忘。啊，给我讲那好听的老歌曲，往事难忘，不能忘。你已回来，我不再悲伤，让我不幸，你背我久流浪。我相信你，一样爱我仍然，往事难忘，不能忘。”
　　又如还有一首四手联弹，那是用两个拳头在黑键上来回滚动：哆来米索索，哆来米索索，哆米索拉索米米，米来哆拉拉……
　　那位好看的女老师叫什么名字，姐姐们都已忘记。可是小时候学到的音乐一直伴随着她们，乐感也特别捧。现在步入老年，她们还参加时装队、声乐班、舞蹈组，都是老年行列中的佼佼者。现在只要家里有聚会，她们就会弹起钢琴，周围的人也会随着琴声唱起来，跳起来，好不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