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中国交响乐峰会刍议
曹以楫

　　4月13日，我去春光明媚的杭州，参加了第六届中国交响乐峰会，这是我连续第五年参加这一年度的全国交响乐界的聚会。
　　今年 “峰会”给我的最大印象是中国交响乐团联盟的扩容，和新兴乐团的迅速进步。记得去年在山东济南召开第五届中国交响乐峰会时，全国的交响乐团总数是42个，一年过去，乐团数量已经增加到了“近60个”,发展速度惊人！一年间，在同一国度增加十几个乐团恐怕也是只有今天的中国才会出现的奇事，难怪一些西方人士称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古典音乐第三极”.
　　本届峰会在议程形式上做出了积极调整：安排了三次团长论坛、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一个主题发言和杭州爱乐乐团成立三周年研讨会，其中每次团长论坛中都安排了四、五个乐团团长或总监发言，介绍各自乐团的发展情况，使本届峰会的发言面比以往要广得多。于是，一年来，我国各地交响乐团的总体概貌渐渐明晰起来，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从乐团性质、体制和发展现状看，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差异性非常大。大致可分为六类。
　　第一类，是近年来新成立的交响乐团。这些乐团大都没有历史的包袱，在体制上实行新型的管理体制（如董事会、理事会），加上拨款到位，且有社会资金大量投入，以及乐团和场馆联合的优势，统一管理、统一经营，且后续发展的势头强劲。这类乐团的主要代表是杭州爱乐乐团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青岛交响乐团也基本可以归在此类。
　　第二类，是在最近一轮的文艺体制改革中，保留了事业单位性质，并得到了全额拨款的单位。如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兰州交响乐团等，这些乐团成立至今都有一定的历史，在改革中编制扩大了，或人员扩充了，加上全额拨款，相对减少了经济压力，事业处在发展的新起点上，乐团工作状态也处在上升时期，团长们大都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兰州交响乐团团长表示要探索我国西部发展交响乐事业的道路。在此类乐团中，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是个经营理念和发展方向独特的乐团，该团完全以市场为中心开展工作，专门成立了节目策划部，去年全年的演出收入达到1500万元。
　　第三类，是在新一轮文艺体制改革中，已经正式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乐团。其中的主要代表是我国第一个“转企”的江苏省交响乐团，虽然未在会上作详细介绍，但可看出此团义无反顾地走出这重要一步的决心，可感到此团以著力打造地域文化特色的节目作为立足市场根基的信念。
　　第四类，目前正处在改革前夜的乐团。这些乐团尚未改革，或即将改革，团内经济状况相当困难，艺术生产力上不去，社会影响力有限，企业缺乏投资或资助的兴趣，故而人心浮动，弱点较多，比较典型的是黑龙江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湖南省歌舞剧院乐团的情况要好一些，此团努力克服困难，坚持了8年乐季演出，他们（还有珠影乐团）正创造条件朝“公办民助”方向转制。
　　第五类，完全民营的新建乐团，没有来自政府的一分钱拨款，全靠企业投资、资助和市场经营，人员精干，开支上精打细算、量入为出。虽然日子艰难却快乐地发展着，逐渐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地位和角色，这类代表是南京爱乐乐团；北京的天安爱乐乐团是个室内乐团，也可以归于此类。
　　第六类，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和有久远历史地位的大型乐团。这些乐团大多资金更加雄厚，业务活动开展得更加丰富多彩，与国际音乐界主流的交往更为频繁，由于他们没有在峰会上发言，故不妄加评论。它们包括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最近得到北京市委重金支持的北京交响乐团和我错过了本届峰会安排了团长发言的中国交响乐团。
　　当然，严格讲，上述分类只是粗线条的，实际情况是每个乐团都有不同于他人的特点，它们反映出我国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巨大区别，以及各个乐团因自身历史、生存环境和人力资源等综合因素造成的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别，还包括各个乐团的经营管理者在对交响乐团自身发展道路和规律认识上的差别，甚至包括当地政府主管领导的个人对交响乐喜好程度和重视程度的差别。如此看来，中国歌剧舞剧院代表在会上说，“没有一种道路模式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乐团”,倒是一句十分中肯又精确的话！
　　尽管存在这些差别，但是，几乎所有的乐团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也都在应对着同样的问题：我国的古典音乐市场不“给力”!在本届峰会的发言中，哪个乐团的观众市场火爆？哪个乐团的音乐会因受到“热捧”而增加演出场次？哪个乐团因采取了何种措施而使观众总量产生“剧增”的消息？一概鲜有所闻！对比以色列爱乐乐团介绍他们爱乐者会员的人数是26000人的规模，无论我国哪一类型乐团登记在册的爱乐者总量都不及他们的零头！这令人想起一句老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总体来看，西方的古典音乐市场呈下降趋势，我国正处在交响乐的发展上升时期，可两者之间进行比较的基础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两者交响乐状况并非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上。我国古典音乐的观众基础薄弱是不容忽视的基本“国情”之一，既然是“国情”之一，那么它的根本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轻易完成的，为此，在我国交响乐工作者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安排国际职业乐团或行业机构介绍行业的发展趋势或先进经验，历来是吸引我参加峰会的重要原因之一。本届峰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了亚洲一流乐团和唱片界的管理层作专题发言。今年发言的是香港管弦乐团行政总监麦高德（Michael Macleod）、以色列爱乐乐团行政总监阿维·沙沙尼（Abraham Shoshani）、新加坡 MSM-Studio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约翰·穆勒（Johannes Muller）。他们分别作了题为《创意曲目策划》（可惜，我错过了！）、《决策的艺术》和《挖掘乐团的音乐宝藏--从简单的音乐存档到创建自己的品牌》的演讲，都非常精彩。
　　尽管以色列爱乐乐团的体制与我国的完全不同，然而他们如何组建和运作一个艺术决策班子的方法，极具实验性，也有着非常现实的借鉴作用。以色列爱乐乐团艺术决策班子由音乐总监、行政总监加上每两年更换一批的三位艺术家代表组成。这个班子的艺术决策既要保证艺术总监在艺术上的充分决策权，又要兼顾年度经费预算的平衡，以及市场需求、观众欣赏取向的满足和引导，本身有一堆难题和矛盾。他们却从不使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原则，总是能够达成协商一致的艺术决策，其领导“艺术”确非一般！
　　新加坡MSM-Studio股份有限公司的演讲对于我国的乐团而言，既有一定的前瞻性，又具有现实的运用价值。《挖掘乐团的音乐宝藏--从简单的音乐存档到创建自己的品牌》实际上讲的是，如何在乐团举行音乐会的同时发展衍生产品的问题。演讲讲了音乐会现场录音、现场录像的技术条件要求，比较了两者感染力的侧重面和利弊；还讲了音乐会衍生产品有数字化和物理性的两个不同载体，以及它们各自的受众；比较了由乐团自己与由唱片公司等制作公司来制作衍生产品的利弊和两者的经费及开支。又例举了慕尼黑爱乐乐团、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和圣彼得堡马林斯基音乐厅的不同做法，非常有说服力。这样的报告对于我国交响乐界的启发很大，目前的我国大多数乐团还没有发展到马上制作衍生产品的阶段。能够预先了解国际优秀职业乐团的先进经验，无疑对打开我国乐团管理者的思路大有裨益。联想到2010年杭州第四届全国交响乐峰会中，澳大利亚交响乐团联盟代表介绍了他们为规模庞大的经典乐曲建立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不同角度、不同长度的乐曲资料库，向全世界同行有偿提供使用。当时，响应者几乎没有。我相信，随着我国交响乐界对知识产权保护认识的深化，我们的节目单上无所顾忌地引用、摘抄他人的研究成果来编写乐曲介绍的现象终将结束，乐团将在自己重新撰写或花钱购买做出选择。
　　在团长论坛中，青岛交响乐团团长连新国发言时的结束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他说：“年轻乐团发展到一定阶段，到了新的瓶颈，再怎样发展成了新的课题。”这个问题对于我国交响乐团的管理者、经营者来说，是或迟或早会遇到的，它也带有一定普遍性。比如：在体制、机制确定、演奏员队伍满员和业务活动正常开展起来、并在社会上产生良好影响以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新的突破口在哪里？往什么方向走是更为准确的选择？等等，都可能困惑乐团管理者。这个困惑的实质，是提出了深层的认识问题，即：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里如何发展交响乐事业？或交响乐事业在我国这样一个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的发展具有哪些特殊性？如果，下届峰会能够帮助各地乐团领导就此更多了解交响乐艺术自身发展基本规律，帮助大家提高运用这些规律与中国国情（尤其是当地的民情、社情）的结合能力，走出一条适合自己乐团的发展道路，无疑是雪中送炭的壮举。
　　

弓弦竞技绽新秀--述评第二十九届“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
王永德

　　二胡的魅力世人皆知，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一代二胡大师、民族音乐学派的创始人刘天华先生将它推上舞台，进入高等学府后，发展迅猛，除了在本国本土外，还以十分惊人的速度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
　　昔日各种级别的二胡比赛层出不穷，尤以1963年的首届“上海之春”二胡比赛堪称楷模。当时的权威性、公正性、公平性，均是今天各项赛事的榜样。1991年和2008年上海音协及期下属的二胡专业委员会曾两次在“上海之春”举办二胡比赛，都运用了首届比赛的做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63年比赛涌现的新人闵惠芬、蒋巽风、王国潼、萧白镛等，现已成了名扬遐迩的演奏大家；当年的新作品《赛马》《江河水》《三门峡畅想曲》《秦腔主题随想曲》《豫北叙事曲》等佳作，现已成了脍炙人口的二胡经典乐曲；刘文金、鲁日融等一批当年的作曲新人，现已成了二胡作曲界的名宿。1991年和2008年相继推出的王莉莉、陈春园、段皑皑和陈晓栋、张重雪、张昭，现已成了各音乐院校和艺术院团的教学骨干，或成了音乐团体的知名演奏家；两次比赛中涌现的《葡萄熟了》、《导板与流水》等一批力作，现已成了音乐会的必拉曲目，2008年的委约作品《蒙风》更是风靡海内外。“上海之春”二胡比赛遵循力推新人新作的宗旨，每届都有新的突破，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赢得了所有参赛选手的认同，赢得了圈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誉，成了上海一个文化品牌。
　　2012年4月至5月举办的第29届“上海之春”二胡邀请赛，已列入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常规赛事，每四年举办一次，作为以后每届“上海之春”的重大活动之一。
　　承前启后的今年的二胡比赛有以下几大亮点：
　　一是邀请的评委层次高、地域广。他们均是二胡专业的理论家、作曲家、演奏家、指挥家、教育家等，分别来自北京、江苏、四川、湖北、上海、香港、台湾的地方和部队及专业院团、艺术院校。
　　二是参赛的门槛高。比赛全程要拉9首乐曲。除初赛有一首自选曲目外（意在发现新作品），另8首均为指定曲目。决赛的委约作品《戈壁》直至4月15日才在网上公布，作品中快速的两手配合及快速的内外换弦和大幅度的跳把，频繁的弓法变换，复杂的节奏变化，急剧的指法改换等等，其难度、深度、技术、韵味均要超过以往历次比赛。此次比赛每轮均需演奏3首乐曲，可比性强，曲目量大，技术度高并具挑战性，因此对参赛选手而言门槛高是自然的。
　　三是参赛选手来源面广，水平高。4月7日初赛后，已显示了近年来二胡演奏的技术水平、掌握音乐韵味又有了飞速提高，得到了评委们的好评。原本计划进入复赛的选手为20名，后因普遍水平较高，故将进入复赛的选手扩大到27名。
　　四是比赛的规则越来越细化。为了让选手有充分展示实力的机会，采用每首乐曲单独抽签，所有选手按抽签号顺序演奏同一乐曲的方法。当参赛选手演奏完同一乐曲后，再抽签定另一首乐曲的演奏顺序。这样选手们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调整状态，然后再按另一首的顺序演奏。如此能使评委对选手们演奏同一乐曲有可比性，打分相对比较正确。比赛全程选手都是面对观众，评委则被屏蔽在幕后审听，对选手只闻其声不见其面，又因每首乐曲抽签号顺序不同，所以评委难以受到任何暗示和干扰。同时，计分也进行了显著改革，采用点数与百分制评分相结合的办法，要求评委对选手拉的每首乐曲进行打分，绝不能出现相同分，必须排出优劣顺序，以点数和分数的大小决出名次。由于各种新颖而严格的规则措施实行，故而比赛的结果得到了绝大多数评委和选手们的认可。
　　经过3天紧张激烈的复赛、决赛，第2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二胡邀请赛圆满结束了。涌现的金奖陆轶文，银奖刘宇、应怡婷，铜奖卢璐、李志卿、王轶群以及获新人奖的梁杨子、苏肖婷、杨澜、杨悦、张馨月、张咏音，已是二胡界腾起的新星，其中有多位曾在以往的赛事上闪耀过烨烨光彩。
　　在这次二胡群英会成功落幕之后，回首赛程，仍有些遗憾。如此盛大的高规格赛事，却面临着活动经费紧缺的尴尬局面。主办方曾作过许多努力，但某些相关方面竟出于各种原因而看不到赛事的深远意义，缺乏热情，未予支持。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之魂，是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要让中华优秀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要让伟大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我国各界人士共同支持和鼎力相助，以此来推动我国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为上海音协二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声乐大赛后的回顾与思考
唐进发

　　第2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首届声乐大赛于5月4日开赛，来自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380多位选手分为美声和民声两组进行了三轮激烈的角逐，5月13日在贺绿汀音乐厅落下帷幕。24位选手分享了美声和民声各四个等级的奖项。大赛评委会顾问、95岁高龄的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周小燕教授不仅为大赛题词，还亲临赛场，观看了整个美声决赛，并上台为金奖选手颁发了奖状和奖金，体现了老一辈音乐家对后辈的亲切关怀和热切希望。
　　从本届声乐参赛选手的数量、质量、来源地域的广泛及观摩人数等来看，这次比赛是成功的。作为本次大赛的策划之一和具体工作的组织者，我向大家介绍一点大赛的策划和实施过程，谈谈比赛中获得的经验与教训及对比赛前景的思考。
　　这届比赛的成功显然有乘上“上海之春”翅膀的因素。上海音协声乐专业委员会为加强本地区的声乐艺术交流，曾成功举办四届有一定影响的“音协杯”声乐比赛。今年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之春”组委会和上海音协为进一步提升“上海之春”的社会参与性和规范“上海之春”的赛事活动，决定将已有一定基础的“音协杯”声乐比赛纳入今年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上海长期以来缺乏官方主办的正规声乐比赛，而且使比赛迅速扩大了社会影响。在乘上“上海之春”翅膀腾飞之时，如何举办一届与“上海之春”历史地位相匹配的声乐比赛，就活生生地摆在了我们的眼前。
　　背靠“上海之春”品牌效应，力争创立自身品牌是此次举办声乐大赛的基本出发点和成功要素。上海音协主席陆在易多次指出：上海有周小燕等声乐名家，有良好的历史传统，有改革开放的大好环境，我们应该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声乐比赛。对他的想法我们在以往策划“音协杯”的时候，多次在声乐专业委员会的常务理事会上议论过。今年把“音协杯”提升为“上海之春”的正式项目，这显然非常具有挑战性。声乐专业委员会采纳、消化廖昌永等专家及有关领导的想法和建议后制订了切合实际、富有个性的策划方案，认为首届声乐比赛不仅要做成一个高层次的专业性比赛，更要做成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交流学习的平台和传道授业的讲台。如在专业性方面，我们根据实际情况舍弃了国际性，现只把比赛局限于美声和民声两个专业；另外，要求选手在三轮比赛中演唱四首不同的歌曲，美声选手还必须在决赛中演唱一首中国歌曲，这相对以往大大增加了难度与专业性要求。为鼓励更多的选手走进赛场，展示才能，我们在经费非常局促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如为了加大推广的力度和广度，除利用协会以往的推广渠道外，还在全国有影响的音乐报刊上刊登了大幅广告；如为鼓励优秀选手参加，我们甚至超预算地提高了奖金额度；又如为了扩大参赛选手的地域范围，我们为进入复、决赛的外省市选手提供免费的食宿接待和钢琴伴奏等；再如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这次难得的声乐饕餮大餐，我们打破常规让全部赛程向社会开放；还如为了让更多的声乐学子聆听名家教诲，我们请了著名的声乐教育家马秋华和顾平两位教授举办讲座。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明显的积极效果。难能可贵的是尽管规定外省市的选手可以用录像的方式参加初赛，但仍有近120位天南地北的选手自费来沪参加初赛。选手中不仅有专业院校的学生、老师和专业院团的演员，还有非职业的民间高手，甚至有一位在我国学习声乐的外国硕士研究生。有来自各省市的一千余人次观摩了比赛和名家讲座。由此看来，我们举办比赛的目标基本达到了，并为下一届比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次比赛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公平竞争原则的进一步强调与确立。如何尽可能避免各种不公平竞争的现象出现，如何保证选手有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是本次比赛成功与否的关键。周小燕教授听说“上海之春”要举办声乐比赛，就特别关照要注重公平性，要严格请好评委；大赛评委主任廖昌永对邀请评委及一些评委的细节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于是在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公平公正的选手守则和评委守则制订了出来，并且获得了很好的贯彻。如邀请评委不仅考虑到本地区各方面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还考虑到跨地区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为避免一些潜在因素的干扰，评委进入赛场须切断与外界的联系，评委对自己的学生要回避等。绝大部分的选手对比赛的过程是满意的。
　　虽然比赛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比赛中存在的问题还历历在目。
　　首先是经费短缺的问题。本届比赛组委会下拨的经费不到比赛实际支出的一半。由于事先考虑到比赛经费将会出现短缺，因此策划初时我们就想到了如何节支增收的问题。如赛场的安排和观摩票的出售就是一个增收节支重要环节。这个环节安排得较为妥当，故所得收入便弥补了相当一部分的经费不足。最终虽然仍有亏空，但在预算可控范围内。比赛常会遇到经费不足，故今后策划时要重视经费的自我解决，时间上要有提前量，增收上要有开拓性。
　　其次是伴奏问题。由于未料到会有如此多的外省市的选手来上海参加初赛，当他们要求提供钢琴伴奏时我们未能处理好。这存在两个问题。一则是上海本身的专业声乐伴奏数量有限。上海选手的参赛已占用了本市绝大部分的专业伴奏资源，能为外省市选手提供伴奏的只能是一些非声乐专业伴奏的钢琴老师。二则是时间紧张。当那些自费赶来参加初赛的选手抵沪时，大部分特邀钢琴伴奏拿到谱时，几乎没有时间熟悉乐谱。合伴奏的时间非常有限，于是比赛中就出现了弹错音、合作不默契等现象。以后如果比赛规则没有变化，仍然有那么多的外省市选手要求提供伴奏，应该提早想方设法避免这一情况发生。有专家提出为了公平起见和避免伴奏问题，初赛全部看选手的演唱录像来评选。这或是一个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法，但是却与我们举办比赛的宗旨相违背。一方面录像的真假难以把握、制作质量的优劣会产生较大的差异性，将造成较大的不公平因素；另一方面把比赛做成一个单纯性决胜负的比赛并不符“上海之春”的传统，有违创立这一比赛的初衷。从今年的情况来看，选手显然更倾向亲历赛场的体验。如果让选手尽早提供规范伴奏谱或允许光盘伴奏与现场钢琴伴奏共存的话，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前两年举办的CCTV青年歌手大赛上海赛区选拔赛时，采用的就是选手演唱不用话筒，伴奏使用光盘的方法，评选没有出现不适应的问题。
　　首届声乐大赛已经闭幕，希望今后的比赛少一些功利，多一些交流与学习。比赛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积极参与这样一个过程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开放的健康心态，也有助于参与者更加快速地走向成功。愿声乐大赛与“上海之春”比翼而飞，不断发现和扶持声乐新人的成长。
　　（作者为上海音协声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