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指挥界的开拓者--杨嘉仁
周路德

　　我1956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筹建的指挥系，同年9月指挥系正式建立，我便在系主任杨嘉仁先生的领导下工作，直至1966年9月杨先生受迫害含冤去世，我与杨先生共事整整十年。
　　我十分尊重杨嘉仁先生，不只是他专业学识渊博，性格大度豁达，讲话风趣幽默，教学因材施教，更主要的是他对我国指挥教育事业，对我国指挥界的开拓所作的重要贡献。
　　杨先生是业界公认的杰出指挥家，“文革”后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指挥法》，此书是学习指挥的优秀教材。其实杨先生几乎是个“全才”,除著书立说外，他的钢琴也教得极好。他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钢琴教得最好的老师之一。著名钢琴家傅聪和顾圣婴都曾求教于他。鲜为人知的是杨先生还在中西女中（现市三女中）上过声乐课，我听他教一位女高音时，示范演唱得非常棒。至于作曲“四大件”他亦相当精通，出版过《曲式学大纲》一书。当然他一生最重要最突出的是为我国的指挥人才的培养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一批批苏联专家来华介绍和实施该国的音乐教育，1956年苏联指挥家迪利济也夫帮助我们开始进行指挥人才的培养。此时，杨先生也白手起家，在上音建立中国第一个指挥系，开创性地努力培养“中国版”的指挥人才。
　　首先他抓了教师队伍建设，内请马革顺、张民权为专职合唱指挥教师；外请黄贻钧、陈传熙等为兼职乐队指挥教师。还挑选了从钢琴毕业并热爱音乐教育的高材生郑克玲、周士玮、薛民澂、吴悦庆等为指挥系艺术辅导教师。
　　有了教师队伍，杨先生就着手抓指挥系的教材储备。合唱指挥专业的教材问题还不是很大，除马革顺先生从国外带回一大批经典合唱作品外，上音已积累了一批中国合唱作品。如黄自的《长恨歌》、《旗正飘飘》、《抗敌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瞿希贤的《红军根据地大合唱》；贺绿汀的《十三陵水库大合唱》等等。那时中苏关系较好，我国音乐出版社得以翻译出版了一些俄罗斯合唱作品。乐队指挥专业的教材就相当困难了。尽管交响乐、管弦乐队的作品成千上万，但只是十几、二十几行的乐队总谱，而供指挥教学由两架钢琴弹的中外作品钢琴谱上音图书馆里几乎找不到一本，怎么办？对此，杨先生就发动艺术辅导老师动手改编。从钢琴专业毕业的我们，当时连总谱都不会看，杨先生就抽空教我们。也就是那时，杨先生提出要我编写供指挥系学生用的《总谱读法教材》。记得1957年春节的年初三，杨先生就把艺术辅导教研组全体老师请到郑克玲老师家中（因郑老师家地方大），把一本本总谱上的木管、铜管、打击乐、弦乐等四个声部的特点，即从旋律、和声、节奏、配器织体分别在钢琴上弹奏，杨先生同时认真分析，仔细讲解，常用和大家商量的口气与我们探讨：在钢琴上这样安排是否会更好一些……
　　我作为指挥系艺术辅导组组长，在教研组活动时，就和大家一起讨论如何在两架钢琴上弹出乐队或合唱效果。当碰到“吃不准”的问题，我就直接上杨先生家中求教。他从不拒绝，有求必应，往往在星期天放弃休息，花整整半天的时间，十分耐心地解答我的疑问。教材中最最困难的是缺少中国管弦乐作品，杨先生说培养中国的指挥家，必须要让学生知道、了解中国作品，还要能指挥中国作品。杨先生想方设法收集中国管弦乐曲，并作为指挥教学的教材。
　　从黄自在1929年创作《怀旧》起，直到1956年上音指挥系成立，又有贺绿汀的《森吉德玛》和《晚会》、李焕之的《春节组曲》、施咏康的《黄鹤的故事》、刘福安的《安徽民歌主题随想曲》等屈指可数的几部管弦乐作品，加起来绝不会超过个位数。为此杨先生提出，中国新作品只要有一部，就晒图复印一部，改编一部，课堂上用一部。我印象最深的突出例子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一经问世，杨先生就安排系里优秀的艺术辅导教师郑克玲去改编。郑克玲老师不负众望，没几天就改编好了。教研组在征求“梁祝”钢琴谱初稿时，杨先生不但亲自来，还请了指挥过《梁祝》的樊承武老师一起来听，并发动大家讨论修改。钢琴谱定稿后，杨先生指示立即油印。这份谱子不仅指挥系用了，管弦系也要去，让弦乐专业师生用。
　　杨先生对中国作曲家的新作真是情有独钟。新作一问世，杨先生总在第一时间安排我们去要、去抄、去印、去改编，作为指挥系的教材。如丁善德的大合唱《黄浦江颂》、瞿维的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朱践耳的交响合唱《英雄的诗篇》等……我们都改编成了钢琴谱。我不止一次地到这些著名作曲家家中去过。在杨先生指导下，我们的老师都能看总谱，抄总谱，改编总谱，这成了指挥系艺术教研组的优势。“文革”中作曲系刘福安老师来找我，要我把他与卞祖善、马友道、程寿昌一起创作的《“八一”交响诗》总谱抄一遍。因他写的总谱自己也看不清了。又有一次，管弦系的艺术辅导老师朱雅青在快下班时拿了一本总谱来找我，说是外国小提琴家明天要排练演出，我只得连夜改编钢琴伴奏谱，工作至凌晨，一早就把钢琴谱给了朱雅青。还有声乐系的艺术辅导老师彭雪琼拿了“样板戏”的总谱来找我，说系里师生们要演出此作，用钢琴伴奏，也是我写了钢琴伴奏谱。在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先生的领导下，艺术辅导教研组积累了一大批总谱改编教材。我专门为指挥系同学编写了《总谱读法》一书，一直使用至今。去年黄晓同教授学生刘明专程从广州来沪祝贺黄先生80大寿时，专程到我家向我要去了《总谱读法》教材，因他现在星海音乐学院教乐队指挥课。他说在美国学成回国时带回一批美国的“总谱读法”教材，但比较下来，还是我编写的一本最好、最实用。上音指挥系毕业生史建光在美获指挥博士学位，他告诉我现在在美国，某音乐学院使用的“总谱读法”,仍是我编写的《总谱读法视奏教材》，美国这类教材谱例也太少。为此，我从心底里感谢杨先生给了我许多机会和帮助。在他的直接而具体的指导下，上音指挥系艺术辅导教研组在“文革”前，几乎每年被院里评为“先进集体”.我一直被评为市、区、院里的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有一届上音被评为市“三八”红旗手的有三人，除我外，尚有声乐系的王品素教授和钢琴系的吴乐懿教授）。
　　使我最痛心的是“文革”中，我被靠边审查，被迫交出管理教材的钥匙。原本放在大柜子里由我编号登记上指挥课两架钢琴谱用的教材，谁借用要签名，归还时再注销。“文革”后我恢复工作时，这批教材已丧失殆尽。作曲系一位老师告诉我，“文革”中不少人明抢暗偷这些教材，或者借后不还。我们只好重新编写，收集和积累指挥课用的钢琴谱教材。
　　杨先生为培养社会需要的指挥人才，在指挥系外，还开设了本科预备班、干部进修班、干农班、进修生班、外国留学生班。杨先生善于发现指挥苗子，并鼓励他们学习指挥专业，从而造就了一批职业指挥家。如陈燮阳在附中是学作曲的，侯润宇是学钢琴的，江浦琦是学小提琴的，均是杨先生要他们“改行”的。在大学部如杨秀娟和张眉是从钢琴系转指挥系的，徐武冠是从声乐系转指挥系的，都是经杨先生“动员”才转系的。
　　另外，每年招生，系里老师会分成几个组深入到全市中学，去挑选考生，考进后先到本科预备班学习一年后再转入本科。育才中学的吴子骏、金陵中学的赵家圭、淮海中学的汪元琦均是如此。凡进入指挥系的学生，最后一关总由杨先生亲自面试。杨先生在教研组会上多次讲过：上音指挥系要使每个学生都成才！
　　今年是杨嘉仁先生诞辰100周年，特回忆并写此文予以纪念。相信由杨先生开创的上音指挥系会越办越好！（周路德  口述  赵家圭 整理）
　　

心中有黄老
秦  晋

　　双休日在家打扫房间，整理CD唱片架时，忽然发现自己收藏的好几张碟片，上面都有黄贻钧先生的作品《花好月圆》。日子过得飞快，一转眼，黄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17个年头了。我停了手上的活儿，掸去碟片外套上的浮尘，取出碟片，一张一张地放进播放机，优美的旋律响起，我的眼前也浮现出黄老的形象。
　　《花好月圆》是黄老早期创作的作品，虽是短小精悍，但其朴实自然和欢快流畅却很容易打动听众。创作这部作品时，他还是一个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青年。他对生活满怀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作品抒发了他乐观的情绪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我在家中播放《花好月圆》的几个版本，有的是民乐队演奏的，有的是交响乐队演奏的，还有一个是手风琴演奏的，虽然演奏的风格各不相同，但是作品的内在魅力却始终如一。据说，黄老当年是为了“救场”,填补一段唱片的空白，即兴哼出一段旋律，引发周边同行们的好奇。根据他的哼唱，大家操琴执弓将其演奏出来，演奏完毕顿起一阵叫好，其中有一人根据乐曲的情绪，为其起名《花好月圆》，又发起一阵叫好的掌声。黄老本人也很喜欢这个曲名，因为曲名与乐曲的内容非常吻合。这首匆忙赶写的即兴之作，竟成了一首音乐佳品，广为流传。以后有人把《花好月圆》改编成管弦乐曲；民乐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则把它改编成同名民族管弦乐曲。于是《花好月圆》流传更广，直至海内外。当年，仅20出头的黄老以神来之笔浑然天成的此曲，能流传至今近80年，仍为世人喜爱，足见它的艺术生命力之强。
　　黄老是我最喜爱的指挥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起，我有过多次机会聆听他指挥的交响乐音乐会。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有年夏天，我和朋友去上海音乐厅欣赏黄老指挥上海交响乐团的一场演出，为了过把瘾，我们那次还有点儿小小的犯规：看到前排无人，便从楼上下来改坐到了第一排听音乐。可我坐第一排，却头抬得脖子酸，而且乐队的演奏也无法看全，但是最大的好处是离指挥距离最近。所以与其说是听，还不如说是在看黄老的指挥。那天演出的其他曲目已不大记得，只记得暖场的是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与有些指挥花哨的动作夹杂着过多表演成分不同，黄老的指挥稳健朴实，严谨细致，层次清晰，线条分明，动作干净利落，毫不哗众取宠，俨然是我国老一代指挥家的风格。黄老那天没有穿燕尾服，上身是一件深灰色的中装，这在交响乐队的演出中似乎是不多见的。那时的黄老是上交的名誉音乐总监，已年过古稀，体格虽然消瘦，但神态却很自信，慈祥的脸上布满沧桑，两眼炯炯有神。那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看黄老指挥他的乐团了。后来有几次去上交参加活动，听说他身体不好住进了华东医院。1995年的一天，我惊闻黄老去世，噩耗传来后我和朋友悲痛了好几天。
　　黄老对于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交响乐发展，都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上海是中国交响乐最早的发源地，黄老是当年第一批进入上海工部局乐队（上海交响乐团前身）的四位中国演奏员之一。1950年，是第一位担任职业交响乐指挥的中国人，从那时候起，他的命运就与上海交响乐团更加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一直到1995年。十年“文革”,黄老在身心上均遭到了摧残。他的亲密同事、指挥家陆洪恩被“四人帮”打成“现行反革命”后惨遭处决。“文革”中，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音乐厅里演出时，作为一个靠边和遭到批斗的团长，黄老只能在音乐厅外的寒风中看管自行车。要不是这场浩劫，黄老的艺术青春应该可以更长，他的身体也会更好，对中国交响乐的贡献会更大。上世纪的70年代末，黄老复出，他继续带领这个在国内有着重要影响的交响乐团，活跃在文化艺术领域内。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是在那段时间聆听黄老这一辈指挥家的音乐会而接触古典音乐的。我们现在一起谈论音乐作品时，很自然地会提到黄老在“文革”后普及交响乐的高潮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黄老不仅之于上交是从一而终，之于中国的交响乐的普及和发展也是从一而终，他把自己的一生与中国的交响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我作为一个尊崇黄贻钧先生的音乐爱好者，始终不忘他培育我欣赏交响乐的恩泽。
　　（作者系上海教育电视台主任记者）
　　

杨与石：不应忘却的音乐家
刘涓涓

　　彼此间越来越远的距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与石遭遇到了“政治运动”的冲击，精心创作的大量音乐作品被抄走。伤心之余，他决定不再从事音乐创作，也不愿再与外界接触，从此闭门谢客，幽居至终。
　　从根本上说，一个真心热爱艺术的人是做不到与艺术决绝的。杨与石虽然终止了音乐创作，却又开启了另一扇艺术之门--绘画，他料想没人会来干涉和阻止一个音乐家的业余绘画创作，在这个封闭世界里重新找到了精神的栖息地。杨与石的画作类型主要集中在树胶水彩和粘贴画，这些材料不如油画笔和颜料那样昂贵，甚至还可以在生活中就地取材。画作的尺寸集中在60平方厘米内，因为唯一的斗室中已经堆满了半人高的书籍，再也不能容纳高大的画架。他的绘画技术或许并不复杂高超，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追求绘画的技术和形式，他只为寄托他的所思所想。
　　正如庐隐在《或人的悲哀》中所言：“我并不是信宗教的人，但是我在精神彷徨无着处的时候，我不能不寻出信仰的对象来。”杨与石本不信奉上帝，但许多画作题材却与西方宗教文化相关。如《海底教堂之浮现》、《在十字架下》、《上帝啊，你为什么遗弃了我》以及《Limbo》等。“Limbo”一词来自天主教，指等待救世主降临的灵魂暂居地。杨与石在记录《Limbo》的构思时也影射了自己的生存环境：“这里没有霞光万道和瑞气千条，所以它不是天堂；这里没有刀山油鼎和血湖火海，所以它不是地狱：这里没有生存竞争和权欲性欲，所以它更不是人间。……在这个境界中：那个色如故纸而若隐若现的、那对已经剥蚀而残红犹存的、以及那些深黑无光而偶露白边的flgure（s），究竟是人还是什么可名之物，你我都难以辨认。”
　　有些画作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如《四面楚歌》、《刘唐下书》、《蝴蝶梦》和《易水寒》等。但占据数量最多的，还是与“音乐”和“内心”有关的题材。前者包括《死神与少女》、《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贝尔格》（下左图）、《莎乐美》（右下图）、《月迷彼埃罗》等，寄托着杨与石对于音乐难以割舍的热爱。《中国风格组画五张》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它分别命名为“Moderato Vigoroso”（朝气蓬勃的中板）、“Adagio con calmato”（平静的柔板）、“Marcato risoluto”（果断有力地）、“Andante maestoso”（庄严的行板）和“Allegro con brio”（充满活力的快板），这分明是他用另一种方式在探求中国音乐风格的表现途径。直接反映杨与石内心世界的画作则有《冥冥归去无人管》、《月夜永同孤》、《孤独的羔羊》和《天涯孤客》等等，流露出压抑、孤独以及些许死亡的气氛。
　　杨与石一方面选择孤独地生存，另一方面又对友情极其渴望，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性格中折射出难以抉择的双重性：多年来，他仍与罗忠镕等一两位好友保持书信往来，在信中将自己评价为“一个朋友极少但却又十分渴望友情的人”和“极重人间真情而极少交游的人”.但长期的离群索居，人们已经慢慢将他淡忘，甚至在他生前就有过他已经离世的讹传。杨与石和社会、和他人的距离终究是越来越远，这或许能够在他对画作《落日故人情》的构思中得到客观的印证：“……在这个荒寂而严酷的境界中，有对好友正在目送他们的一位知交沿着一抹强光踏上通往他乡的征程。这三人心里显然隐伏着一种‘后会难期’的预感。所以，那‘远行人’只得俯首前行，不忍回顾；而两位送别者却依依难舍，伫立忘返。既有如此深的‘故人情’在，那先此，他三人当曾在同一条路上拱手而行，相互把袂话别；可是现在，他们彼此何以竟不知不觉地被移到三个宛如被几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隔开的地点上，而且彼此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呢？”
　　

结束语

　　不论杨与石曾经是一位渴望新时代投身爱国运动的热血青年，还是一位严谨治学的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也不论他远离尘世喧嚣五十多年的心路历程中到底经过了怎样的变化，只要站在中国当代音乐发展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与评价，“杨与石”,无疑是一个不应被中国音乐界忘却的名字。从音乐创作研究的角度来看，杨与石对谭小麟的音乐创作和生活了解最深。谭小麟英年早逝后，杨与石写下的《谭小麟先生的音乐路向》一文，是最早有关谭小麟及其音乐创作的研究文献之一。不为人知的是，杨与石生前一直没有停止对谭小麟音乐作品的整理、校对与注释工作。如果这些成果能够得到关注并公开，将对谭小麟及其音乐的研究、乃至对中国早期现代音乐创作的研究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从作曲技术理论教学与研究的角度来看：杨与石的教学始终贯彻技术为作曲服务的宗旨，理论研究的评价标准也是从忠实于创作的角度切入。他敏锐的作曲技术理论思维对他的作曲家朋友和学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他已经间接对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视角是：杨与石的音乐创作早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在节奏、和声与演唱法等方面开始探索中国现代音乐风格的表现途径。把这一现象放在当时刚刚起步的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环境中来看待，它无疑是令人瞩目的。可惜这些作品多数已经在“文革”中抄走流失，倘若它们仍幸存在某个角落并有机会重见天日，那么，本文也算是为将来唤起方家对它们的关注和研究做了一点点基础性的工作。（全文完）
　　

参考文献：
　　[1]桑桐：往事琐忆--纪念母校成立八十周年[J].音乐艺术，2007（3）：10.
　　[2]桑桐、陈铭志、叶思敏：解放前，上海音乐学院理论作曲专业的历史回顾[J]-音乐艺术，2007（3）：33
　　[3]瞿希贤：追忆谭小麟师[J].音乐艺术，1980（3）：12.
　　[4]陈钢：微博（http://weibo.com/1497968560）。
　　[5]苏澜深：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汪立三先生访谈录IJ）。钢琴艺术，1998（1）：5.
　　[6]庐隐：或人的悲哀[Z].朗诵天地网（http://www.1angsong.net）。